中評社香港10月20日電／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是清華大學法學博士。明報報道，2003年，福建省外大學校友會等機構編撰《福建博士風采》叢書。首捲入編381位博士，有網民貼出習近平在書中“自述”全文，特全文刊出，以饗讀者。
“格言：老實做人，扎實做事；不事張揚，只求實績；勿忘人民，甘作奉獻；鞠躬盡瘁，奮發有為。”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記得父親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里就我一個堅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淮。後來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淮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村幹部，一邊總渴望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里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颳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劉冰同志主持工作。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在職讀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華大學讀的，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進行系列研究，著書並發表文章。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編者按：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研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說得過去嗎？
總之，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而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