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官方來說，不該再以傳統的眼光審視今天的公民集體行動，因為它們不再是基於宏大意識形態的暴力抗爭或政治運動，其凝聚基礎是對一種共同身份的認同，譬如，在這場“獻花運動”中，“我們上海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面臨著平等的死亡機會和城市安全危機。
明智的政府應當放下計劃時代的包辦思維，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自己的社區和城市建設的全新治理框架。唯有公民親自參與社區建設，他們才能有足夠的動力和可靠的渠道，獲知如何使用身邊的滅火設備，如何及早發現與自己的生活關聯的公共隱患。
而對於公眾來說，我們也許應該以謙卑的心態，學習新的思維，凝聚新的共識。從廣州的撐粵語運動到番禺反垃圾焚燒集體訴求，我們已經在這些率先進行公民操練的同胞們身上感受到了集體非暴力行動的力量，更見證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自覺探索和日漸成熟。這些單議題的社會運動，其可貴和理性的力量恰恰在於這種單一訴求。它告訴我們，一個真正包容的公民社會，便是容忍各種形態的共同體存在的社會。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能夠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而成為不同的社群成員，建構自己的公共生活和身份認同。
因此，為上海哭泣，抑或讚賞上海公民凄美的哀傷，並不意味著排斥其他社群的公共訴求，悲情也並不意味著喪失理性或停止前進，但沒有疑問的是，上海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國大陸範圍內，更新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公民表達的行動劇碼：更多元素、更克制、更優雅，這種簡淨風格，可能更大程度寬慰著受難者家屬，也消除著官方對公民集體行動的恐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