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0日電／據《日本僑報》報道，12月5日發行的日本《中國新聞》刊登了題為《構築日中關係新時代》的專輯，介紹了該報編委西本雅實就當前的中日關係採訪旅日華人學者、廣島修道大學法學部教授王偉彬博士的文章。原文為日語，全文翻譯如下：
日本《中國新聞》報社編委 西本雅實：
2010年將作為中日關係的轉折點被後人載入史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似已是事實；以沖繩縣尖閣諸島（編者注：即中國的釣魚島）發生的中國漁船碰撞事件為契機，中日雙方的對立呈現表面化；相互的國民感情受到很大衝擊。同時朝鮮半島也顯露出異常緊張的不安定因素。為了構築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日本和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雙方國民應該抱有什麼樣的心態和觀念？就此請區域與國際問題資深的日中問題專家學者談一下看法。
廣島修道大學法學部教授 王偉彬（WANG WEIBIN）：
圍繞釣魚島問題，日本的政治家及媒體的眾多評論幾乎都局限於中國人船長該不該釋放之類的微觀問題。但如果忽視了東亞國際政治整體的變化及其構造的特征，將看不到問題的實質。
首先這裡有一個美國對華政策的“豹變”問題。從2009年底開始，美國在“三T問題”（Taiwan，Trade，Tibet，即台灣、貿易〈含人民幣升值〉及西藏問題）上突然對中國施壓。奧巴馬總統不顧中國的反對決定向台灣出售64億美元的武器、逼人民幣升值並會見了達賴喇嘛。
中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外幣儲備急劇增長已達2萬4千億美元（2009年末）。中國慢慢具有了相應的大國意識和自信心。此時面對來自外國的壓力，軍隊內部的一部分人開始呈現出強硬姿態，國內年輕人中的民族主義意識也在增強。
中央穩健的外交路線此時被指責為“軟弱外交”並呈現出動搖狀態：鄧小平時期確立的“韜光養晦”路線，即不當頭、不對抗的外交政策要予以修正、對美國的壓力要給予反擊的動向開始顯現。恰恰這時出現了中國人船長被逮捕的事件。因有上述背景因素，中國對日方的反應非常強烈。因此，分析中日關係時，不能忽視對中日關係具有巨大影響的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
另一方面，由於長期的經濟不景氣，日本出現了“自信喪失”的狀態。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感到中國是一種威脅，因此，如何與中國對抗，成為廣泛地被議論的話題。在日本，一旦一種“空氣”形成主流之後，不同的觀點將被視為異端而很難被接受。而媒體為了保護自身，多半也往往順應著這種主流“空氣”去進行有關報道以免受到指責或批評。
在日本有“中國異質”的看法。其實這是交往深入到某種程度後的一種現象。原因是中日的政治體制相異，各自的文化及價值取向（世界觀）不同。同樣在日本有促進與印度合作的呼聲，但真正與之交往後必將也會發現彼此有許多不同。
中國的GDP即使超過日本，但人均GDP只大約相當於日本的十分之一，要趕上日本還得幾十年。在中國，一天收入一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約有一億五千萬，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內需解決的問題如山，保持謙虛謹慎的姿態，走和平崛起和國際協調的外交路線是應取之道。
就日本來說，其外交政策可以用“遠交近攻”來形容。20世紀初日本與英國結盟後發生了日俄戰爭；30年代與德國結盟後發動了侵華戰爭並與美國開戰引起了太平洋戰爭；戰後日本與美國締結了安保條約，1997年又與美國制訂了新安保條約指針來強化日美同盟，把中國和北朝鮮視作威脅國家。從中國和北朝鮮方面來看，日美同盟的強化恰恰是為了加強對中國和北朝鮮的包圍。日本應該重新審視並終止這種“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
與歐洲不同，在東亞，冷戰的結構仍然存在。中國大陸與台灣，韓國與北朝鮮仍然是被分裂的國家。“敵”與“友”的意識和“實力主義”傾向仍然十分明顯。目前構築東亞整體的安全保障體系困難較多，但應朝此方向努力。兩國同盟的強化只會引起他國的不信任和不安全之感。
中日兩國在2006年形成了“戰略互惠關係”。我對此的理解是雙方應建立“對東亞的和平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雙贏”關係。東亞共同體如果難以實現，應該求其次構築求同存異的“東亞共生體”。為此，各國國民的持久不懈的努力不可或缺。
中國雖然存在著貧富懸殊等問題，但隨著中產階級的不斷擴大，國民意識及政治形態也將逐步發生變化。中日應與“敵”或“友”的意識傾向訣別，尋求創造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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