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應在經濟、軍事、安全領域以共同利益為依歸，進行“動態調適”。經濟方面，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頂住衝擊、快速復甦，而美國經濟仍在艱難爬坡，美國人的失落感和危機感增強，這是情有可原的。雙方都應當意識到，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不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存共榮，更何況兩個大國的經濟依存度已到難舍難分的地步。任何一方保護主義泛濫，限制的不只是對方，長遠看損害的是自己。兩國經貿摩擦的解決要靠發展，而不是靠限制。
在匯率問題上，人民幣市場化是中國經濟長遠再平衡所必需，但短期而言，強迫人民幣驟然升值，對縮小美國總體貿易逆差並不能立竿見影，卻沉重打擊中國外向型經濟，終歸損害美國利益。更何況，美國經濟也需要再平衡，量化寬鬆政策與美國經濟應走的財政可持續之路背道而馳。
軍事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擁有遼闊領土、漫長邊界、廣闊海域的中國，壯大軍力勢在必行。中國為了保障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生命線，擴大海軍和空軍活動範圍乃大勢所趨。無論是航母、反艦導彈，還是射星、隱形飛機，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有捍衛自身利益的威懾力，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一定會改變防禦型的國防政策，對外擴張。
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軍事超級大國，美國一直強調“行動自由權”，冷戰結束後美國走遍天下，暢行無阻，但在中國軍隊活動範圍逐漸擴大的今天，兩軍遭遇的可能性增加，海上安全問題將日益突出。防範擦槍走火，不能按傳統方式，即只准美國自由航行天下，不許中國邁向深藍海洋，而是應當制定行動規則，避免對峙。
安全方面，對於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兩國利益側重點不同的共同挑戰，雙方需要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承擔起共同的責任和義務。比如朝鮮問題，中國因為擔心朝鮮半島局勢惡化，危害自身利益，反對以動武威脅施壓，不能被視為有意與美國分庭抗禮。而對於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美國更必須謹言慎行。
在國力此消彼長的博弈中，要在政策上做有利於各方的調整，首先需要心態上的適應。
對於美國而言，“老子天下第一”當慣了，能否真正接受中國的繁榮和強大？別國的利益是否只能服從美國的利益？要中國承擔責任，能否真正平等地對待中國？歸根結底，美國應當改變在國際事務中的唯我獨尊心態和霸權主義做法。
對於中國而言，國力逐漸強盛，但也不是要拋棄“韜光養晦”的原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獲益良多，因此，中國不會去充當一個現有國際秩序的顛覆者的角色，而是要學會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必須擺脫歷史屈辱感，以從容的大國心態面對世界。只有這樣，現有大國與新興大國才能避免戰略攤牌，在不斷調適和磨合中保證關係不出軌，在顛簸中繼續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