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客觀看去,中國的“三農”現狀,均已出現重大的變化,其中一條主線,是圍繞著土地出現“新三農”問題。形象點說,中國的農村正出現一場新的“圈地運動”,出面“圈地”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圈地有種種名目,除過去的圈地交給發展商建樓,圈地建各類開發區工業園,還包括推動城鎮化、推動戶籍改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類極名正言順的旗號。
目前圈地結果,一方面是農村狀態變化,一波接一波“滅村運動”泛起,代之而起的城鎮擴張,令原有的社會結構打破,新的社會結構尚未構建;一方面是農業可能萎縮,據估算每年有三、四百萬耕地成為“非農建設用地”;再一方面,是大量“無地農民”出現,有學者估計,“無地農民”已達6000萬之眾,他們主要湧入城鎮特別是大城市,在未獲就業保障下,形成新一代貧民。
過去數年間,農民反徵地、反滅村的抗爭此起彼伏,最近溫州樂清反徵地的“維權村長”之死,在全國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就是一例,因地方政府建電廠徵地,村民未獲滿意補償,也沒有相應的就業安排,當地的村長因帶頭抗爭,三度入獄,最後離奇死於輪下。而類似的官民衝突,從東到西,由南至北,幾乎從未斷過。
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既幸福又痛苦。這幸福和痛苦都源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土地歸國有,農民可以承包方式耕種,但不能享受所有權,政府說收就可收。而現在的地方政府們和特殊利益集團,又在聯手奪取土地。就此,中國的“三農”問題陷入怪圈,既在想方設法令農民增加收入,又令更多農民失養;既在穩定農業生產,又在成批奪走耕地;既大呼建設新農村,又在大規模滅村空村。
走出怪圈,既易又難。說其易,在於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似乎早已有了共識,在有這結構性變化之後,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似可化解;說其難,是無論怎麼變,土地制度這個彎子繞不過去,農民沒有土地的財產權,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但明確土地財產權,在今天的中國,仍是關山重重。
現在中共領導層已同意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中國“新三農”破題,也得要有改革的“頂層設計”,這個設計的關鍵鑰匙,可能正是土地制度。而推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令中國的農民能真正“維權”,正是中國走向強國的重要助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