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商品房事實上承擔了過重的負荷，其中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城市土地名義上為國有，實際上絕大部分使用權已經名花有主，要進行公共交通、綠地、文化設施、保障房等等建設，幾乎都要通過拆遷徵地等方式獲得土地，這些成本全部一古腦兒地要由商品房來消化，而不是各個領域各自負擔各自的成本。地方政府在農村低價甚至倒貼土地和廠房進行招商引資的成本，最終也一古腦兒要由“碩果僅存”的少量商品房來承擔，因為政府是不直接創造財富的。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地方政府總共征了1千畝地，其中500畝用來蓋廠房招商引資低價甚至倒貼給企業；100畝用來建設公路鐵路城市基礎設施——這也是沒有直接產出而且還要投入建設成本的；100畝用來建廉租房——這個和廠房一樣，不僅沒有產出而且還要投入建設成本，最後七扣八扣，只剩300畝用來建商品房！政府要用市場的價格徵收城市和集體土地，卻只有商品房這一塊是用市場的價格來出讓，其他方面都不是市場價格出讓，都要政府補貼，而政府又不直接創造財富，因此這所有補貼的重擔全部壓到了商品房頭上！這便是商品房不堪承受之重，也是商品房價居高不下的主因。而且，它們的影響，對於商品房價格來說，是一種極其剛性的成本推動型影響。如果說需求拉動型影響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對房價飈升起到一定的滅火和降壓作用，成本推動性影響則根本不受調控政策的影響。政府的拆遷補償成本、公共用地和建設、保障房、工業用地和建設的成本，最終都要打到商品房價格上，推高商品房價格。
中國的商品房事實上在補貼工業、補貼保障房、補貼城市乃至全中國的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它是當代中國的第一功臣，而不是許多人眼裡的歷史罪人！
在當前商品房“萬千負擔集一身”的土地制度下，城市拆遷的矛盾主要來自兩方面：從被拆遷戶的角度看，如果拆遷補償不足或安置不力，拆遷戶是很難面對商品房價格的。尤其是當拆遷戶原有住房面積很小的時候，更是如此。在過去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城市貧困人口一家人住十幾甚至幾平方米的並非絕無僅有，但新建住房至少也有幾十平方米。要讓他們去面對，確非易事。不拆，他們起碼還有一個即使不大、不好甚至可以說非常糟但終歸有的蝸居；但一拆，其中一部分人可能面臨拿著一筆不尷不尬的拆遷補償款、卻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境地。因此，對於這一部分人的拆遷，實際上多數是除了付出市場價格還要倒貼的，至少是倒貼保障性住房，否則就有可能拆不下去。
但是在更好地保障拆遷戶利益的同時，拆遷成本的提高導致商品房價格的提高，是中國的進步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
農村徵地矛盾與城市拆遷異曲同工，甚至比城市居民更慘：農民廉價地失去土地和房屋後，卻必須同時面對失業和城市高房價的雙重挑戰。而在農村徵地，通常不會像城市拆遷一樣給出倒貼拆遷戶的高價，因為農村徵地很多時候用於工業和高速高鐵等政府貼錢項目，而不是像純商業型城市一樣直接用於高回報的房地產開發，因此徵地價格往往被人為壓低，不是真正的市場價格。而要是在徵地過程中付出市場價格，那就意味著商品房必須為此承擔更高的成本。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說，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競爭導致工業綁架了商品房、保障房建設綁架了商品房，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綁架了商品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