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個認識誤區的產生，並非憑空生成，甚至可以說，它們竟都是“經驗論”的結果。因為在過往的三十餘年中，中國經濟改革有兩個鮮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層民間的進步推動上層制度的變革，二是“被動突圍”，多次重大的體制性突破都是在絕境之中激發朝野能量，最終否極泰來，躍入全新階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動、必然的期望，以為下一輪變革一定還會“自下而上”，還會在絕境中柳暗花明，豈不知，現今的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誤或貽誤，其代價將越來越重。未來的變革，必須是一次主動的變革，是自上而下的變革，是一次更大範圍的變革——經濟體制改革絕不可能在經濟的範疇內真正、徹底的實現，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國剛剛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之際，中央政府曾經邀請了兩位東歐的經濟改革專家前來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國國籍的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他曾任波蘭計劃委員會研究部主任、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了1956年波蘭經濟改革方案，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來中國之前的1972年，布魯斯因呼籲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國，擔任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在中國期間，布魯斯講授了東歐改革的經驗與教訓，他在臨別前再三告誡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社會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當改革進入到“深水區”、攻堅戰階段的時候，任何新的發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動的，它需要更大的決心、主動和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