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大修水利，全國各地現有的八萬七千餘座水庫，絕大多數建於這一時期。但一九九○年代後，各級政府出於經濟、政績考量，以及重工業輕農業、重城市輕農村的思維慣性，一直將水利投入重點放在城市防洪、大江大河治理及水電站建設方面，對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及管理極為有限，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相關資金挪作他用。許多地區原本兼具防汛、灌溉、發電功能的水庫或因長久失修，或因片面追求其發電功能，反而變成危害民眾安全的“不定時炸彈”。以海南為例，該省去年水力發電量占全省發電總量百分之三十一，但境內竟有近一千一百座中小型水庫沒有閘門。去年十月海南遭遇特大暴雨，四十三個水庫被毀，個別水庫潰壩，逾千村莊被淹，多個城市道路交通癱瘓，直接經濟損失超過兩百億元。
根據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調研，中國當前農田水利建設資金缺口高達三萬億元人民幣。雖然“一號文件”規定將“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百分之十用於農田水利建設”，但這些資金有多少最終落在最需補救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上卻是未知之數。“一號文件”提及的水利建設範圍寬泛，如相關實施細則未對資金用途作出有效規管，地方政府仍會延續以往做法，把資金投向大江大河治理及城市美化等形象工程。
另一方面，“一號文件”鼓勵“多管道籌集資金”，但農田水利等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大、風險高、回收期長，政府想吸引民間資本，若沒有相關的配套政策及連接城鄉的金融等服務體系，很難如願以償。
而非常關鍵的一點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大興水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績，其根本在於：政府依靠根植於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之上的國家動員能力，在農閒時段組織農民從事相關工作。但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包乾到戶”，集體組織對農民的約束力非常薄弱，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原有的農村社會格局被打破，村民之間、村民與村組織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離。此外，近幾年的農村稅費改革在極大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卻也使得農村公共建設失去了原有的固定資金來源和人力調配能力，加之農村社會組織至今仍未發育完備，在此情況下，基層政府如何組織人力興修水利，是一個相當令人頭痛的難題。
由空前大旱牽扯出的，表面上只是農田水利建設問題，其實質卻是盤根錯節的“三農”問題。中國雖然已以近四十萬億元人民幣的GDP總值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不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仍然不能成為真正的強國。資金調配與監管、建設人員安排、各部門協調、城鄉關係梳理等等方面，在在考驗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面對種種難題，在深入基層調研的基礎上，加強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統籌性與互補性，以令一項好政策既能在基層收到實際性的效果，又可避免新問題的產生，是時代對中國執政者的新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