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政府需要精確定位自己在民生工程中的角色。改善民生，政府責無旁貸，但也應避免大包大攬。實踐證明，不論在什麼領域，行政權力的過度深入都可能產生尋租、浪費等弊病。
況且，雖然今年中央財政支出的2/3將用於民生，但由於民生這個“筐”實在太大，前些年虧欠民生的賬又太多，分配到每一個分支項目的預算並不算十分充足。比如今年財政預算直接用於教育、醫療和文化等的支出依然僅為全國財政支出的1/10。此外，在保障房方面，今年中國政府已經下達了要在年內建成1000萬套保障房的硬性指標，其建設資金將高達1.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去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20、財政收入的1/8。無論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要順利完全保障房目標，可謂勉為其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在民生領域，除了重大事項，仍然應把一些事情交給社會和市場去辦，而政府則發揮監管者的作用，達到資源有效配置。
再有，中國政府需要把握好民營企業參與民生工程的方式和程度。這是上一個問題的延續，政府這個監管者如何才能發揮引導、規範作用，既充分發揮民間資本活力十足、資金充沛的優勢，又能保證民生工程不變味，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
一方面，民間資本是逐利的，追求投資回報。在它們介入民生工程後，一旦政府監管不到位，很有可能會扭曲工程未來的運營。這並非杞人憂天，目前已經有多位學者針對保障房建設提出了類似的憂慮。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此前在教育等領域的生存困境已經證明，如果政府設定的限制性門檻太高，很可能扼殺掉民間資本的活力及施展空間，使其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總之，中國政府今年空前加大民生財政支出力度，是政府向公共服務型職能轉型的務實之舉；但在增加民生財政預算支出的同時，擺在中國政府眼前的一道難題是如何在切蛋糕時手下有准頭，做到“到位而不錯位、補位而不越位”，恰到好處地把民間資本引入民生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