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沒有結果，最後得到一個模糊共識，即仍處在戰略機遇期，又面臨不可知的風險。而在今年的政策基調和未來五年的發展路向上，都取乎中，也即以結構調整和所謂“科學發展”為主攻方向，以轉變發展方式和保障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但近來中共顯得領導層對“陷阱”之議更加焦慮，其有三個因由。一是除了墨西哥這類南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重要前車之鑑，就是蘇聯東歐國家，而今年正是“蘇東波”社會主義陣營崩潰20周年，各種研究報告再行出台，新愁舊緒再上心頭。
二是中東最近的“茉莉花革命”，或多或少波及中國，中國的“茉莉花”可能不成氣候，但中共當局對失去政權、國家大亂的緊張，難以言表，各路防範安排忙手亂腳，其中包括“陷阱”課題，催得更急。
三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已出現“墜阱”的表徵，除開始遭逢受外部壓力和衝擊，更要命的是各大矛盾積聚到了一定火候，執政黨和政府腐敗到了一定程度，貧富差距拉大到了緊繃的地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十大特徵，除過度城市化、社會動盪外，中國已經基本備齊。
當然，在施政層面上，當局一定會將“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一個政策研究課題，不會貿然承認，但智庫專家們早已是手忙腳亂，各類“跨陷阱”政策建議頻頻上呈。現在關鍵問題，在於以何為綱，來引領“跨陷阱”大動作。
目前有建議認為，中國的“陷阱”，關鍵在貧富差距拉大，已越過警戒線，成為諸多矛盾的源頭，故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問題，是“跨阱”最重要的動作；也有人認為，中國改革30年，出現的新麻煩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形成階層階級分化，社會“仇官”、“仇富”現象相當嚴重，數億農民工身分問題未得解決，是國家“墜阱”之因；還有人認為，中國的“陷阱”之危，還與“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口紅利”提早褪色相關，與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相關。
由於政制改革在中國成為敏感詞，專家學者都繞道而行。但中國的“墜阱”威脅，最重要的可能還在於民主進程緩慢，在於其政治體制落後、政府管理體制的異化、社會管理機制的缺失。由之引領出政治示範下的腐敗、經濟壟斷下失去活力，社會矛盾下的失序。
中國要跨越“陷阱”，有很多路可走，其中有台灣、香港、新加坡的捷徑。台灣的民主，香港的法治，新加坡的管理，各採其中，當“跨阱”有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