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社會日益富裕也是有目共睹。然而，這些成就並非沒有社會成本，貧富日益懸殊、幹群矛盾激化、地區差異擴大、貪官污吏橫行等等，都是中國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越來越強烈的民怨，是擺在中共高層面前的一個亟需解決的難題。繼續深化制度改革，循序漸進地建立起一個較公平的法制社會，固然是治本之策，但這需要較長的時間。重慶以雷霆萬鈞之勢“打黑”，打擊了一大批老百姓最為痛恨的黑社會團夥及與之相勾結的貪官污吏。這種類似中共執政初期“打擊土豪劣紳”的手法被強烈質疑為“運動式執法與司法”，卻能在贏得民心方面一收立竿見影之效。
1949年以來，中共一直很重視意識形態，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在毛澤東時代還掌控了社會道德領域的話語權。改革開放後，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越來越開放，思想雖趨於多元，但始終無法建立起一套能為全民信服的嶄新思想體系。由於信仰真空，導致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唯利是圖，越來越物欲橫流，毒奶粉、瘦肉精等食品安全問題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就是典型例子。而重慶政府提出的因應方式，就是以開展“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設法恢復中共在思想領域的影響力，以及在社會道德領域的話語權。
“唱紅”的思想政治角色，“打黑”的肅貪反腐作用，加上在社會、經濟領域也有成效的“五大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戰略，構成了“重慶模式”。相信正是因為這個模式既能保障經濟增長，又能確保紅色江山穩固，才能得到不少中國高層的公開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