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精神的背後，閃耀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光芒。
觀察家都看到，中國政府之所以能不惜代價，傾舉國之力，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最大限度地縮小災害對人的傷害，最大限度地恢復並提升災區民眾的生活水平，與當今執政黨“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執政方略直接相關。但這一方略，並非無源之水。胡錦濤倡導的“新三民主義”，溫家寶的“民之所憂，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都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痕跡。汶川精神體現出的“第一精神”，正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近幾天來，無論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赴汶川的外國記者，還是西方輿論，都承認了“汶川奇跡”，承認這一奇跡的實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直接相關。
美國《時代》周刊將之總結為“強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較發達地區對災區的援建”。誠然，沒有一個執政能力超強，具有權威性與號召力的政府，汶川奇跡不可能實現。但是，僅僅有“能力”與“權威”並不足以創造能力。文化依然是關鍵因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血濃於水”之民族凝聚力，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各個經濟發達省市發揮己長“對口”救助災區，並非被動執行中央指示，而是深深浸潤在這一文化中的“義不容辭”之舉。廣東速度，上海質量，湖南思路，河北規劃……融合流淌的是文化的血液。可以斷言，中國不會出現“一個州拒絕比鄰之州災民進入”的悲劇，靠的就是這種文化。
汶川精神中還有一個重要支柱，就是“子弟兵”的犧牲精神。這一點，也許迄今未被西方人完全理解--“為什麼當地的百姓在看到解放軍後就知道自己有救了”？美國風災災區也有不少荷槍實彈的軍人，但他們的使命似乎與中國軍人不一樣。這一點也需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答案。中國人講“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救災救同胞，對於中國軍人來說，如同保家衛國。如果在這種時刻不能竭盡全力，流血流汗，則有辱軍人之稱號。
汶川精神並非僅僅表現在“非汶川人”救災賑災，也表現於“汶川人”抗災自救。災區重建中，災區人民在感恩救助的同時，表現出極強的自立自強精神。易經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從山河破碎，到“重新收拾舊山河”；從百廢待興到經濟重振、人心重振；從一方災難、國之災難到舉國奮起；從汶川重生到民族信念重生；汶川精神已經成為當今中華民族精神的集合與象徵。海外華僑華人堅信：惟其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她必將在未來民族復興之路上呈現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