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上高官，貪污個幾百幾千萬，享受了權力與金錢帶來的榮華富貴，安頓了家人，違法行為有可能不被調查，即使被發現也僅僅被處以變相的監禁終身，這場賭博看似十分“划算”。這是支持“誅殺高官”一派的說法。
反對者則認為，不對經濟罪犯使用死刑，甚至完全廢除死刑，是世界刑法發展的文明潮流。國際經驗也發現，法律震懾力的來源，關鍵不在於刑罰的輕重，而是取決於查處的嚴密程度，即作奸犯科被發現的機會有多高？如果被發現的可能性極低，那即使後果再嚴重，這場賭博依然十分“划算”。
反對死刑的多數為學者與刑法專家。但他們振振有詞的論據，在現實面前又顯得蒼白無力。現實派說：中國，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嚴密查處所有貪官，所謂自下而上監督也舉步維艱，在這種現實面前，除了“亂世用重典”以外，中國沒有能夠不用死刑的奢侈環境。死刑，至少能讓很多貪官收斂。
這種辯論繼續下去，我已經看不到到底哪一邊更有理，只是再一次想到囚徒困境理論。上述兩派論點，實際上立足於兩個不同的基點，兩種不同的追求：一是文明法治理想，一是現實的無奈；一是寄望強化制度反腐，一是堅持以“亂世”為出發點，越亂越需要借重嚴刑峻法的威懾力。
不過，在司法不透明，不真正被尊重的社會環境中，“重典”也未必真能實施出來，特權人士還是會受到特殊保護。這點，從3年來18名副部級以上高官，包括受賄近兩億的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都不必受死就能看出來。
說到底，囚徒困境的核心根源，還是在於權力過度集中，信息又不流通，社會監督無力，最高層又很容易被下級蒙蔽，所以腐敗可以蔓延，成本很低。中國知識份子近年呈現出改革焦慮情緒，因為他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權力結構的革新；在另一方面，一些民眾與地方政府相信權力與行政手段，嘗試用權力來解決權力過度集中帶來的問題，例如想出用GPS手機24小時跟蹤官員，旋風式的“治庸治懶”等等。但是，兩者理想的道路都顯得障礙重重，文明法治文明不來，鐵腕又鐵腕不下去。
用什麼方法懲治貪官？折中的看法是在保留死刑的同時，更快進行體制改革，前者是買時間，後者才是真正需要費心設計的地方。回顧一下歷史，封建王朝除了讓貪官被殺頭，還可能施以滿門抄斬，十足的震懾力。歷朝歷代都免不了貪官前“腐”後繼，然後是內部腐化、弱化，以致完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