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過上合機制為西部發展提供了安全保障。經濟與安全是一對相互作用的矛盾，內政如此，外交亦然。中亞諸國在與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的合作中，經濟得到了帶動。中國在得到相應的經濟成果的同時，把經濟成果轉變化為地區安全成果。在打擊“三股勢力”方面，中國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正如胡錦濤“四點意見”第一條開宗明義：堅持睦鄰友好，構建和諧地區。中國把“和諧社會”的理念運用到地區國際關係中，既是對和平發展願景的闡釋與承諾，也是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
中俄在雙邊關係及國際公共事務中有諸多對話環境，為中俄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平台，比如在中亞能源開發問題上，中俄找到了多邊受益的平衡點，打破了俄羅斯長期壟斷的局面。
上合機制為處理國際爭端提供了良好範例。在東海問題上，中國一直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並不急於訴諸武力，同樣說明了對和平發展的渴望與堅持。倘若能參考上合組織的模式，通過對話、談判、合作的方式解決領土主權爭端，不失為以最低的成本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創舉。
上合模式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效應正在日益顯現。我們注意到，這次與會的一些上合觀察員與對話國以及阿富汗都是時事政治中的焦點。伊朗“觀察”到了什麼？在制裁重壓之下，對話與合作的氣氛勢必會影響到這個在國際社會中相對孤立的西亞國家。巴基斯坦可能會與上合成員國在港口、運輸等方面開展合作，在實現經濟上互利互惠的同時，提高在印巴關係中的自身分量。飽受戰爭之苦的阿富汗正為在國際“江湖上獨立行走”作準備，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上合組織對其具有感召力。不僅“打擊販毒和跨國有組織犯罪”對其具有現實意義，經濟的復興也需要一個寬鬆溫良的國際環境。
上合框架內的政治對話與軍事合作一定程度上起到制衡單邊政治的作用。聯合國曾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貢獻，但由於世界經濟、軍事力量發展的失衡，其執行力受到了削弱。而更多的地區性合作組織在地區乃至世界安全事務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上合組織和平發展的價值觀和踐行成果為世界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為世界穩定與制衡單邊政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