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觀念的認知變遷
其次是法治觀念的認知變遷。自1996年中共提出“依法治國”到現在，已將近15年。統計顯示，從1994年到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辦類似中南海講堂的法制講座13次，每年至少兩次；“十六大”之後，法律課題學習變為一年一次；“十七大”後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都沒有安排法律話題。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集體學習主題的確定的一個重要途徑是，中共高層根據自己的關注親自點題。
不難理解，“十七大”之後，國際金融危機，國內一些問題出現，在這種形勢下，保證社會的穩定成為執政者的第一偏好。
可以說，前十年中國採取了司法改革，上下比較認同，歡欣鼓舞，甚至視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但到2008年，中共中央對司法改革的方向進行大調整，司法轉向“群眾路線”。法律制度設計不再單方面強調“權利文化”，推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諧”。
其實，如果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實用主義風格的話，便不難理解這種法治觀念的變遷。從鄧小平起，中共領導人就具有一種強烈的務實主義傳統。領導人講的是事實，看到的是實效，效果不好就只得重提老辦法。
三年過去了，一個可喜的變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3月28日，就推進依法行政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進行了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要充分發揮法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矛盾，更加注重制度建設。
中國總理溫家寶最近在德國訪問時明確指出，缺少監督政府的制度保障是民眾不滿的主因。種種跡象顯示，法治就是這個重要的制度保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法治本就是科學發展(胡錦濤語)的內涵之一。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而法治的基本功能恰恰就是保障人權，也唯有法治才能包容中國社會的複雜性。
社會政策的認知變遷
最後是社會政策的認知變遷：更加注重對社會的保護。統計發現，十六屆中央政治局關於社會領域的課題學習有三次；而2007以來的第十七屆政治局的相關學習則有五次之多，而且呈現越來越頻的趨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決策層越來越意識到社會領域的重要性。
中國和西方對領導人的認同、期待是不一樣的。西方政治領導人的權威是一種法理型權威——靠選舉解決了，而中國的權威則靠能力、智慧來表現。中共高層中具有改革派色彩的溫家寶對此就十分清醒，他最近指出：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可以影響一個政權的穩定。
無論海內外怎樣流行對中國的悲觀言論，都要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缺乏取代共產黨的選擇。中國的百姓絕大部分對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持支持態度，包括新興的專業人士和經濟精英。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穩定的最大保障。當今中國面臨諸多壓力，如果沒有強大的共產黨政府，不穩定的風險將大大增加。這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是難以承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