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卻讓筆者想起幾年前“以後誰來當農民”的大討論中，一位農民對袁隆平說：“我要感謝你，因為你幫我提高了產量；可我也要埋怨你，因為糧食生產再多也不賺錢！”農民的提問，當然不是也不應該是搞科學技術攻關的袁老所能回答的。然而，這卻難免要使袁老的超級稻研究成果在社會效果上大打折扣。袁隆平研究的雜交水稻技術，對水稻增產來說絕不只是“多收了三五鬥”，然而換算成人民幣，農民增收效果卻幾乎等同於葉聖陶先生描述的“多收了三五鬥”。
眾所周知，水稻增產不僅直接關乎國家糧食安全，同時也直接關係到廣大農民的經濟增收。按照一般的理解，水稻產量越高收成越好，農民收入就會越高。因此農民應該是最為感謝袁隆平的群體才是。事實上呢，有土地財政依賴症的政府官員和苦於耕地紅線限制的房地產開發商，可能才是最為感謝袁隆平的人，因為袁隆平的科學研究讓更多的土地退耕建房成為可能。本該最為感謝袁隆平的農民，卻對水稻增產新技術有點高興不起來：糧食產量固然是高了，可化肥首先漲得更高，水稻價格甚至還可能下跌。
農民離開土地才能致富，是當下大陸農村最為真切的現實。一項新農村調查發現，就連山西大寨——當年中國農村建設的榜樣，現在也很少有人種地了。如果用“血汗工廠”來形容去城市打工的農村廉價勞動力，那麼，中國的農業恐怕是一種要比“血汗工廠”更血汗的“血汗農業”。袁隆平能讓農民擁有更高的水稻產量，卻無法讓農民因此擁有更高的收入，這不是袁隆平的悲哀，卻是農民的不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