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價值和抵押品上擁有巨大敞口，背負的巨額債務至少占到GDP的30%。許多地方政府今後兩年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再融資、償還大量債務，因此面臨現金流問題，很可能出現違約。監管機構和國家審計署正在審查地方政府約3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8%）的壞賬。一系列土地流拍、土地交易量下降和房價下跌可能對中國的資本模式造成深遠得多的影響。
中國擁有典型投資崩盤的典型症狀，突出表現在投資和融資質量逐步下降。投資占GDP的比例已上升至50%，建築和鋼材行業產能過剩，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跡象。資本存量與產出的比率日益上升意味著，中國需要越來越多的投資來保持GDP的增長。
中國政府必須將其以投資為中心、高度依賴信貸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為以家庭消費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但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涉及到對資本收入和企業盈利進行二次分配，用來支付勞動力成本，提高工人薪資水平；徹底改變匯率、利率和資本市場扮演的角色；制定戰略，讓家庭、企業和央行改變喜歡儲蓄的傾向。它還會導致政治分化，因為政黨精英、國有企業和銀行的權力和經濟特權必須被剝奪，讓私人企業、家庭、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等新群體受益。而農民工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
溫家寶一直強調，中國經濟再平衡對中國和全球經濟來說極其重要。我們應該希望中國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中國需要堅持努力，把信貸和投資衝動這兩個魔鬼塞回瓶子裡去，並在經濟、法律和政治領域開展改革。中國領導層即將換屆，因此目前並非很好的改革時機。加快推出更有效的經濟再平衡措施的政治意願並不強烈。上周中國政府宣布放鬆對小企業的信貸和稅收政策，而隨著出口下降導致增長放緩，今年冬天政府很可能會實施較寬鬆的經濟和信貸政策，並進行新的投資。對某些人而言這可能是好消息，但對經濟再平衡和穩定而言卻並非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