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矛盾的，城市已成她重要的經濟來源地，但她心理的歸屬又不在城市，回農村老家去賺不了錢，可她還惦記著與家人及土地的聯結，因而成了典型的“半城半農”的混合體，又或“非城非農”的邊緣人。
像大姐這樣的農民工，中國大概有2.5億，他們大多處在“半城市化”狀態，即成為城市中的“非農就業人口或常住人口”，但無法分享城鎮居民的社會待遇，包括勞動報酬、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權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公布的《社會藍皮書》指出，2011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不過，“半城市化”人口享受各類社會保障的比例明顯低於“全城市化”人口，就養老保險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為63.1%，“半城市化”的為30.2%，後者還不到前者的一半。
此外，有超過60%的農民工面臨家庭成員分離的痛苦，有的是夫妻不在一起，有的是夫妻和子女分開，這種以家庭成員分離為代價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無法維持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化。
快速的城市化發展帶來成果與考驗，農民進城可為經濟增長帶來動力，但也可能因勞動報酬爭議而引發“罷工潮”。城市高速擴張可刷亮GDP數字，但也可能造成各種環保問題。最終各種社會矛盾將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而湧現，給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構成挑戰。
要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至少要讓“農二代”把城市當歸屬。這涉及的不僅僅是戶籍問題，而是制度性的管理觀念和治理思維。
當城市化的素質跟不上速度時，各種城市病都會冒出來，加劇人與人、人與環境、官與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經濟經歷30年如火箭般飛快發展後，提升城市化的品質和改變社會管理思維應是下一階段發展的重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