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第一波的發展，得益於“出口驅動”戰略的推行，那麼，近年來中國第二波的發展，就是得益於“城市化“戰略的推進。迄今為止，這一戰略也大體是成功的：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新驅動力。土地財政解決了地方政府財源不足的問題，城市建設一日千里，城鎮人口已經超過了農村人口。但無容置疑，其代價也非常高昂，其中付出最大的又是農民：他們許多人失去了土地。
值得指出的是，土地是中國的“社會穩定器”。中國與印度、巴西等在發展中國國家相比，在起飛的過程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游民問題，其秘密就是中國農民有土地。沒活幹了，就回鄉下種地，而不是流浪在城裡。
如果說，中國革命，農民奉獻了生命；中國改革，農民奉獻了勞力；現在，中國發展，農民又要奉獻土地了。問題是，奉獻之後，會得到什麼？奉獻生命，是為了獲得土地。奉獻勞力，是為了獲得金錢（儘管很微薄）；那麼，奉獻完土地之後，農民還會得到什麼？
烏坎村的現實透露了這一問題的嚴峻：烏坎村有13000多人，原有9000畝土地，賣了6700多畝了，剩下2000畝多一點。“既沒把村民變成市民，又沒解決城市的低保。”讓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怎麼辦？一次次的奉獻，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許多人說，中國農民太可愛了，太老實了。但是，可愛老實並非沒有底線。對農民而言，失去土地，等於失去命根，尤其是與官員貪腐問題糾纏在一起，更容易引發不滿。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已經證明，農民之怒，絕對不能小看，正如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所說的一句非常精彩的話：“群眾已經被激怒起來了，你才知道什麼叫力量”。
如今，人人都在談論避開“中等收入陷阱”，人人都在談論增大中國的“中產階級”。其實歸結到一點，就是讓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赤貧，還是變成中產階級。如果是前者，那中國就逃脫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就會出現二元對立嚴重，貧富差距巨大，這樣的社會，怎麼維都難穩。
溫家寶最近提出，中國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落實這一點，不僅要口號，要政策，更要法律。因為，在法律上，中國農民並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因此，土地成為可以予取予求的肥肉。如何在法律上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權益，才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因此，還是土地問題，還是農民問題，中國的未來發展，有繞不過的“烏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