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呈現出來的一些現象、遇到的問題，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其實不是什麼新問題或獨特症狀，而是社會經濟繁榮到一定程度時，社會結構以及維繫該結構的各種制度性的東西不配備。換句話說，當物質繁榮和社會財富增長到打破當時社會成員之間的相對平衡狀態，並影響原有社會結構穩定時，社會矛盾或者說社會不安感就會出現，無論是在中國封建時代的“開元盛世”、“康乾盛世”，還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等，都多多少少有一個相同的社會症狀——繁榮躁動症。
引發“繁榮躁動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物質匱乏，也不是財富增長太多，而是物質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或者說財富分配不能滿足部分社會成員的期望。這也是為什麼最近10年來，中國經濟總量越來越龐大了，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但卻沒有多少人感到幸福；政府的財政收入越增越多，反而感到越來越缺錢花了；高校招生越來越多了，高考競爭反而越來越激烈了；醫院越蓋越大、醫生越來越多，但人們看病卻越來越難——因為大家的期待值更高了、不公平感更強烈了。
所以，療治“繁榮躁動症”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當局必須及時調整社會管理中已不適應新形勢的制度和機制、以公平公正為最高原則，以公開透明為基本手段，合理化解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疏導社會情緒。尤其是政府，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決不能借公權力之威，以“增加財政收入”為名，行替少數群體“謀利”之實。
作為社會公共管理機構，政府不應該有“私利”，政府的最大利益就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以及維護保障社會運行的法律法規和公平正義原則不受侵犯。如果政府談“利”甚至與民“爭利”，那就會背離了執政的基礎，走到人民的反面。
二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增加民生產品的供給、盡可能滿足百姓日益增長需求的同時，引導民眾的期待願望，認清現實，倡導合理消費，尤其不宜人為刺激和推高民眾對物質追求的欲望。人的欲望無窮無盡，何時才能完全滿足？當然，這不是說要“禁欲”，而是說決不能為“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推波助瀾。
中國古代有句話非常好，“富貴不能淫”，在物質繁榮時代的民眾能否理性，心態不失衡，首先要看以社會精英群體構成的主流社會是否理性；主流社會是否理性，其標杆則在政府及其官員群體。
對物質的過度迷戀，反映在政府層面是官員對GDP和財政收入的追求，反映在民間是民眾對奢華、大牌和紙醉金迷生活的嗜好。走出“繁榮的迷霧”，有助於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反之，便會是加大轉型的難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