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選網上知名維權律師滕彪的文章說，吳英作為民間企業家，向朋友借款從事實業經營，既沒有使用欺詐的手段，也沒有非法占有的企圖，這只能算是民事糾紛，與公權力何幹？據悉，吳英借貸金額總計7.7億，但11個債權人都否認自己被騙，就連所謂的“受害者”都沒有站出來，公檢法又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殺人呢？沒有社會危害性就沒有犯罪，吳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又在哪裡？實際上，吳英與11位債權人均為朋友或固定合作夥伴，因此，就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都夠不上，判其“集資詐騙罪”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事實上，吳英非但不存在什麼“集資詐騙罪”，歷史地看，她還是眾多推動中國金融體制變革，打破金融壟斷的行動者之一，儘管她自己未必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近些年中國GDP增量的80%以上都是民企創造的，但民營企業卻難以得到銀行的支持，只能靠處於灰色地帶的民間借貸。有學者透露，有關部門兩三年前就已經搞了一個關於民間借貸的法律草案，但全國人大法工委卻一直拒絕提交這個草案，無法進入討論程序。解決問題之本，應在開放市場，建立自由金融制度，反市場、高腐敗、低效率的金融壟斷體制必須廢除，斷無依靠重刑乃至死刑來維繫壟斷特權之道理。若干年後回頭看，當中國自由金融體制得以建立，吳英們的行為應當都是正當合法的、符合市場規律的、為國民經濟做貢獻的，——而今天這樣的行為竟獲死罪，這是何等的悲哀。
吳英能親眼看到那一天嗎？以投機倒把罪為例，中國1997年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但《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到2008年才被廢除。此前，有太多同胞被定為投機倒把而入獄甚至被處死，而他們從事的交易行為今天看來是完全正常的。我聽過一個案例，有個人把一些豬從一個省趕到另一個省去賣，竟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無期徒刑。溫州從事民間金融的鄭樂芬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死刑，1991年被處死，她是中國死於投機倒把罪的最後一人。現在回頭看，這些同胞難道不都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推動者嗎？不正是他們的生存需要、才能和勇氣，逼出了市場化改革嗎？
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改革需要付出代價，但我們就不能長一點記性，避免這類悲劇嗎？小崗村的18個立下生死狀的村民如果被槍斃，後果將會如何？ 我們就不能稍微仁慈一些，為了那不久的將來定會實現的自由金融體系，非要人頭落地、扼殺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嗎？ 文章又說，一個本來健康的制度可以避免某些人性之惡，一個激發人性之惡的制度卻遲遲得不到修正廢除，又是誰之過呢？吳英就算有罪，也是社會變革大背景下不健全的融資制度之罪，更是歷史和社會之罪，讓吳英這樣一個毫無特權的弱女子來承擔，這是極端殘酷和不公正的。
另一方面，拋開案件證據本身，吳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但你我也不是，因此，我們不能太過幼稚和勢利，在吳英有錢的時候，我們仇富；在她落難的時候，又不聞不問或幸災樂禍。要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吳英，我們都是過去那個體制之下的幸存者，我們沒有成為犧牲者，僅僅是出於偶然。“總有人犧牲，只要別輪到我頭上，”這些人往往話音未落，災難就已降臨，幸存者得到制度變遷的好處，但沒有誰幸運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滕彪最後強調說，因此，吳英的生命也是和我們每一個人有關的，問題僅僅在於，當我們的後代在回顧吳英案時看到的，是我們的呐喊呢，還是沉默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