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狂熱讓許多人想起了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高鐵延伸到日本的最偏遠角落，許多線路一直到今天都必須仰仗政府的補貼。儘管補貼在某些方面可能改善一般人的生活素質，卻也會因壓抑國內消費而影響生活素質。
基礎設施投資無可避免地會出現邊際回報遞減的情況，消費增長卻是沒有極限的。因此，壓抑消費會拖累未來增長，而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已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67%下降到最近幾年的不到50%，這主要反映了政府政策所導致的扭曲。
中國政府基本上是以生產為導向的。這樣做的好處是有利於維持GDP的高增長率。但其壞處同樣明顯，其中之一是收入不平等的持續惡化。人均收入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50（100代表最大程度的不平等），讓中國排名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上四分位數（upper quartile）國家行列。
不平等導致人力資源的分化
或許問題不在於不平等性本身，而在於其後果，比如人力資本的分化。在中國，教育的回報是在上升的，但獲得教育的難易程度在社會和地理結構上卻日益兩極化。城市的教育狀況在改善，但農村的孩子卻面臨教育質量下降的問題，因為較優秀的教師都跑到城市里了。此外，由於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教育對農村家庭來說顯得更加昂貴。
結果，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孩子進入職場時沒有大學文憑。在中國的1.4億農民工中，80%只接受過9年甚至更少的正式教育，遠低於高收入國家所需的標準。
儘管中國官員似乎有意削減收入不平等的狀況，但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補貼生產商、偏袒資本密集型產業、及維持效率極低的金融部門等——卻加劇了這一問題。但令人振奮的經濟信息還是存在的。中國政府剛剛宣布了戶籍政策新規。除大城市外，只要在一個地方住滿三年，就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將戶籍遷入。這一政策對農民工大有幫助，因為它保障了他們的孩子受教育的平等機會。
然而，要徹底轉變政府的扭曲行為，需要更加迅猛的政治變革。戶籍改革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它增加了農民工在所在社區的政治權利。農民工的數量龐大，他們的政治參與將迫使地方政府更加關心普通人民的需求。而我們希望，低層政府對群眾要求的積極反應，最終也會成為高層政府的做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