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的一些地方行政首長為了自身的利益，會不斷地挑戰中日關係。外交，大而言之，本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不應與國家的外交大政發生衝突。但是，日本特殊的地方自治體制度，導致地方有相對獨立於中央政府權力。近來，沖繩縣知事透露自己曾經“視察”釣魚島，名古屋市長做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發言，埼玉縣知事公開對他表示支持，東京都知事屢屢在公開場合蔑稱中國，新潟市長干擾中國駐新潟總領事館的搬遷等，都說明日本一些地方行政首長不惜運用手中的權力干擾中日關係，從而奪人眼球、爭取選票。這也給未來的中日關係提出了新的課題。
第三，日本一些地方政治家不滿足於自己言行本身的影響，還試圖影響年輕的一代新人。《朝日新聞》指出，日語將中國稱作“支那”，與英語、法語是有所不同的，因為這種稱呼與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有關，因此一直遭到批判。以往，石原慎太郎在東京都議會等正式場合中，總是把中國稱作“支那”的。但是，他在大學生畢業典禮上這樣稱呼中國，還是從未有過的。此舉勢必因為引發爭議。《讀賣新聞》也指出，石原慎太郎在東京都政府的各種公務場合，將中國稱為“支那”。但他將這種稱呼向文教系統“推廣”還是首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也可以說是中日關係風風雨雨的四十年。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一方面要關注日本方面一些干擾中日關係的新動向，另一方面也要牢牢把握中日關係的大局觀，不為其干擾因素所左右，同時對一些干擾因素給予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