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再度出台像2009年那樣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結構更加惡化。三年前的投資刺激雖然使中國經濟“保八”成功，但代價也不菲——不僅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失衡，導致新一輪“國進民退”，帶來不斷展期的地方債務，通貨膨脹更間接掠奪了不少中下階層的收入……至今，其消極影響仍未完全消化。
另一方面，如果能夠以民間作為投資主體，將促成經濟結構的真正轉型，而未來內需的進一步改觀，也依賴於民間經濟的活力，這才是促發展、穩增長的長遠之策。
實際上，從目前中國經濟決策者實施的方略來看，向民間資本“示好”已經成為中國應對經濟下行風險的重要手段：首先變化的是金融領域——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如火如荼，拉開了解決中小企業貸款不足頑疾的序幕，而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門檻的做法，也打破了民營企業被絕緣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尷尬。其次，中國官方正放寬民間資本進入諸如鐵路、軍工、市政等壟斷行業，近期密集出台的實施細則，再次為大量民間資本提供了出口，有利於喚醒民間資本的活力，從而提振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連續五個季度增長放緩，外界呼籲政府“出手”的呼聲很高不難理解，但必須看到，中國現在推出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著眼於“穩增長”，更要解決過往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痼疾。因此，當前的“穩增長”的政策措施不會重複三年前“保增長”刺激計劃的老路，中國也不會再出“四萬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