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長遠增長實力，依賴於優秀的民間企業的競爭力與創新力。也正因此，穩民企，才是“穩經濟”的長遠之策。穩定民間經濟活力，需要經濟體制的突破，簡單重申“36條”不足以撼動當前利益格局。
首先還是應從金融領域做起。和諸多後發國家一樣，中國長期處於金融壓抑之中。銀行信貸等金融資源成為體制內的壟斷紅利，被瓜分一空。一方面中國諸多民營企業被絕緣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另一方面廣大居民又飽受負利率之苦。如果能夠以金融改革促進融資環境，一方面可以極大改進民企生存狀況，另一方面也是對於儲戶“變相掠奪”的遏制。
為什麼政府主導投資的慣性難以改變？官員也是理性人，其行為決策由制度激勵所構成，在一個唯GDP論的考核指標之下，“預算軟約束”無處不在。只要中央政府財政略有放鬆，體制內個體（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必然竭盡全力從中分羹，突擊項目、短期花錢。
這樣的做法，不僅能夠提升官員個人政績，也可以為當地經濟短期內帶來成效，而企業道德風險、銀行呆賬等等問題則被置之身後。在這個有強大封閉性與自我運行效率的系統之中，能拉來項目的“父母官”或許才是稱職的官員，無論對上還是對下。
回到湛江的例子，近700億元鋼鐵項目獲批，這對於當地經濟及就業的拉動可想而知，將萬千網民情緒歸咎一人，並不公允。從該市長主筆的一篇《湛江鋼鐵湛江夢》短文可看出，該項目得來不易，歷時三十年，數次上報，難怪他在從北京回湛江的飛機上動情寫下：“十年好事多磨，三十年夢想成真。面對湛江700多萬父老鄉親，面對東海島上萬搬遷村民，幾年來壓在心中的那塊巨石終於放下了！終於……！”
這就是制度的作用。慣性的力量如此強大，裹挾一切個體；經濟發展亦有其路徑依賴，中國經濟一次又一次走上政府投資主導路徑，也是基於同樣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