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航管理層將新疆轄區內的客機安全更多地視為新疆的地方事務而非自己的行業問題,進一步體現出新疆地方政府未來在維護公共安全方面的任重道遠。事實上,不管是民航安全還是其他地面安全問題,新疆的壓力一直很大,但是自從2009年“七五”事件以來,特別是張春賢2010年4月就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以來,新疆方面有關這些問題的應對理念、處置機制和工作模式,發生了持續的、重大的轉變,這次的“六二九”劫機事件得以化險為夷,不能不說和這種轉變有密切關係。
筆者注意到,在這次劫機事件中,參與劫機的人數多達6人,他們身強力壯,手持鋼管,出手狠毒,如果任由他們衝進駕駛艙,機毀人亡恐怕是難以避免的結局。在這危急關頭,不僅機組成員勇敢抗擊(連柔弱的空姐也站出來大聲疾呼),而且普通乘客也紛紛加入制服劫機者的隊伍,這些普通乘客,既有官員,又有警察,還有普通的公民;他們之中,既有維族兄弟,也有漢族兄弟。
必須認識到,在民航客機上,不管乘客本來的職務、民族等身份如何,只要他不是機組成員和其他擔負民航安全特定任務的人員,就是普通乘客,他們本來對解決劫機沒有義務,也無法輕舉妄動。而這次,各界乘客奮勇而出,給人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民族團結、官民互動、同舟共濟、舍生忘死。
“軟硬兼施”策略奏效
從“七五”事件時新疆各界人士的微妙態度差別,到這次面對劫機事件時的同仇敵愾,新疆艱難而堅定地走了三年。在這三年中,新疆決策層和公共管理者適度拋棄過去單純的高壓政策,轉而以“軟硬兼施”的策略處理新疆事務。具體來說,在民族問題上,就是以真正的尊重取代虛幻的理念,以務實的政策取代空洞的口號,由此獲得了各民族越來越多的理解和認同,有效地彌合了民族裂縫;在處理恐怖主義的問題上,則堅持高壓態勢,有些手段甚至比王樂泉時代更淩厲、更有效。記得2011年7月18日,和田發生襲擊派出所的恐怖事件,張春賢當即趕到公安廳指揮中心坐鎮指揮,並賦予一線指揮官以決策權,不到一小時,事件得以解決,6名人質獲救,18名恐怖分子被殲滅14人,其餘4人被抓獲。
對於新疆發生的這些變化,我曾以“張春賢治疆凸顯‘兩手政策’”(2011年7月21日《聯合早報.言論》)為題發表文章,分析了張春賢時代和王樂泉時代新疆公共政策的區別,提出“一手硬一手軟”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長效機制。現在看來,這種機制,已經不止是在應對恐怖襲擊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整個新疆公共管理中產生效應。
新疆地域遼闊,民族構成複雜,且該領域內恐怖勢力較為集中,並與國際恐怖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新疆的穩定,不僅事關新疆各界民眾的切身利益,也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甚至和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的安全利益關係密切。因此,新疆問題雖屬中國內政,但我們無法否認其國際敏感性。而“六二九”劫機事件的有驚無險乃至最終的化險為夷,恰恰向世界透露出兩個讓人樂觀的新信號。
首先,這次劫機事件中的團結奮鬥,表明中國過去努力呼籲的民族團結和民族和解政策,正在新疆大地上春風化雨,落實成具體的行動並取得了重大成效。人們常說,患難朋友才是真朋友,這次,各民族、各階層在高空中面臨劫難,生死關頭,大家的奮勇拼搏告訴世人,新疆確實有了更多團結和安全保障。其次,官方和民間的良性互動,已經不只停留於一種理念,而是有了實質的突破。新疆這次高調地進行表彰亦表明,新疆決策層已將全疆的安全問題主動攬為自身義務和責任,而不是如過去那樣寄望於萬里之遙的北京。
事實證明,一個地區的公共安全,絕不能“等靠要”,而只能自己去創造和爭取。新疆有了這種主動工作思維,擯棄了過去對中央政府的過度依賴,安全才有了更多提升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