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之道恐怕在於，進一步明確政府在房地產調控中的定位：首要的當然是防止房地產泡沫對整體經濟安全的威脅，謹防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要挾；另外要防止房價過高帶來的社會問題，關注保障房擴容，加大土地供應量，滿足住房的剛性需求，維持弱勢階層的基本尊嚴；再則限購、限貸這樣的手段，應更多指向相關利益群體，加強對房地產投機的打擊。
另一方面，似乎很難單純從經濟角度來觀察中國房地產這個最近十幾年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行業。中國的高房價，除了具有較高的風險性，也有其合理性，更有形成背後深刻的社會性。
中國房價的上漲不僅與經濟發展相關，還與城市化進程、人口結構乃至中國人的家族家庭觀念等因素息息相關；身處現代經濟之中，房地產本就具備消費與投資雙重屬性，中國高儲蓄與負利率並存、民間投資渠道受限的現實，必然導致房地產甚至其他可投資或投機的事物成為餘錢追逐的熱點；縱觀十多年的房地產發展，最大的獲利者並非來自民間，換言之，高房價的推手更多來自地方政府及其利益相關者，強化對地方政府的法理約束，平衡其間的利益紛爭，同樣是房地產調控必須面對的。
在兩個原本相互衝突的調控目標之間尋求副作用最小化，這樣的操作足以考驗執政者的智慧與藝術，但又是變革中的中國所必須經歷和完成的。這即是中國房地產調控的艱難平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