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溫家寶的繼任者，中國副總理李克強也出席這些座談會。關於中國經濟數據，他曾經表示評估經濟增長時，他主要看重“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信貸總額”三個指標。如今，這些指標增速均低於過去數年平均水平，而最新公布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5%，6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5%，環比增長0.76%。也正因此，對於匯總數據與分類數據之間的矛盾，也引人思考。
回頭來看,是否再有一次“四萬億”？筆者認為不會有也不應該有。進一步看，從上一次面對金融危機的應對之中，我們吸取更多正確教訓而不是錯誤教訓。
拜“四萬億”後流動性泛濫之賜，如今坊間聞寬鬆而口誅筆伐。但平心而論，政策“鬆”與“緊”並沒有好壞高下之分，要點在於是否得當。2009年的過於寬鬆已有惡果，然而隨後的過緊或是“用一個錯誤去彌補上一個錯誤”的典型做法，如果如今再因外界壓力忌諱“放鬆”，則更是延誤時機。
政策正確與否，取決於宏觀政策前瞻性，也就是對於宏觀形勢的預判，如果偏離過多，自然難以奏效。今年初的過度樂觀，導致了政策繼續從緊，未能及時掉頭；隨後形勢急轉直之下，又導致貨幣政策急促應對；而當下的數據緩和跡象，筆者認為正是政策做出調整的時機，而不完全是經濟全面企穩的信號。
中國經濟著陸已無懸念，但是著陸方式以及重啟模式卻不乏爭議。有觀點認為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經濟自我修復能力較強，能夠依賴企業重啟，中國經濟則需要政府來啟動投資。事實上，中國經濟並沒有例外，其長期被詬病的 “投資依賴症”弊端並不在企業缺乏自我修復能力，而恰恰是政府之手過分好動的結果。
換言之，這一輪經濟減速為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應該努力從結構改革的角度思考如何重啟中國經濟增速，而不應該走“上項目、批貸款、啟投資”的老路。在貨幣政策方面，除了已經推出的兩輪減息之外，重點應該放在降低存准率、改革銀行業管理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金融服務方面；在財政政策方面，寬鬆應該更多地體現在減稅上。
更進一步，除了這些常規宏觀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推行結構化改革。須知，經濟減速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與就業壓力，比起宏觀數據的溫和變化，實體經濟層面的不少企業已經開始飽嘗下滑之苦。如果不走天量政府投資的老路，那麼，啟動民間投資、改善民間經營環境，將是應對以上兩大風險的最佳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