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利益且有潛在的財政壓力，所以市長反對戶籍改革。因為回戶籍地辦護照除了給公民增加麻煩之外，並不能給本地行政部門帶來什麼實利，所以地方政府對這項純粹的技術性改革沒有抵制的必要。另外一點，就是有辦理出境證件需求的大多是城市中較富裕的人群，他們雖然不能發揮民主社會中選民的制約作用，但也能通過輿論施壓等方式促成政策的改變。
這就進一步體現了戶籍制度的不平等性，以及戶籍改革本身的不平等性。事實上受戶籍政策影響最大的群體不是城市中的非本地籍居民，而是大量的農民工。戶籍制度讓大量農民工為城市建設付出了青春和勞動，卻不能享有平等的待遇。因為戶籍的規定，他們繳納的社保、養老基金經常落空，不能轉化為保險和養老方面的福利。對於他們處在農村中的家庭來說，不僅產生了大量的留守兒童，其基本受教育權得不到保障，出現大量“老無所養、幼無所依”的場景，加劇鄉村的荒蕪化。這加劇中國的城鄉差距，對他們也是巨大的不公平，但因為農民工即使在輿論場上都基本沒有任何話語權，更不用說對決策的影響，所以他們成了受中國戶籍制度傷害最大的沉默群體，這方面出現變革的可能性也最小。
雖然近年來在重慶、廣州等城市出現了針對農民工的戶籍改革，但這些改革通常背後也有地方政府的利益訴求，不論是留住或吸引農民工作為勞動力資源的需求，還是對農村土地的需求。這種完全依賴於政府主動性和需要的改革，注定是短期的權宜之計，不是永久性的徹底改革。總之，已有的改革雖然有人叫好，但歸根結底還是“私利”驅動，而非“民權”驅動。
戶籍制度改革，中國已經談了很多年，許多高層領導人的講話言猶在耳，但現實中仍然是堅冰難破。戶籍制度及作為其本質的資格、權利分配不公平制度，不僅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枷鎖，而且固化近年來愈加明顯的社會階層劃分，加劇不穩定的隱憂。如果中國社會沒有系統性的改變，不樹立政府應為公民權利和法治負責的機制和理念，真正的改革仍將是遙遙無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