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各種表態都是用單味“藥”治療複雜的“綜合病”，“藥效”自然讓人懷疑。按理，對每起事件的調查處置，應有“組合拳”，而不是發生一起事故，靠領導發一次話。
顯而易見，即使徹底取締“紅眼客車”，白天仍可能發生類似事故，因為延安的這起重大交通事故，不僅是“紅眼客車”問題，還有臥鋪客車的問題；不僅是客車的問題，危險品運輸車輛或許也有不少問題。如果只是從“紅眼客車”入手，恐怕治理的效果很有限。
以雙層臥鋪客車為例，據說目前僅中國存在，近17月已致140人死亡，可見，這種客車實為“公路殺手”。儘管這種車輛今年3月起被禁止生產銷售，但完全退出市場最長還需要8年。再加上長途客運都是跨省跨地區的，只是一個地方禁止“紅眼客車”，效果不太樂觀。
儘管公眾也希望以嚴肅追責來遏制公共惡性事件，但從近幾年的情況看，針對官員問責的效果不太理想，一方面，問責普遍太輕，很多問題官員被問責後很快複出，讓問責變成走過場；另一方面，以往的問責沒有起到應有的警示教育的目的，類似問題官員可謂前赴後繼。
在筆者看來，為生命安全護航必須有整套長效機制。比如，要想不讓哈爾濱塌橋事件調查作假，就不能是地方官員“自己調查自己”；處置交通事故，不能只是“嚴肅問責”、只取締“紅眼客車”，還應該有更深入更全面的治理方案，要從根上治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