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始告別“廉價時代”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對高速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於毛澤東時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遭遇1980年代以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在過去20年時間內，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充足年輕勞動力供應，和較低未成年人口撫養比率迭加的現象，大大刺激了社會財富的積累和投資活動的增加，中國經濟因此進入“黃金時代”。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政治經濟形勢以及中國國內支撐發展的各種要素，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甚至逆轉，崛起中的中國“運氣”不如從前。從國際來看，隨著奧薩瑪.本拉登被打死以及美國奧巴馬總統逐步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美國戰略重點重新回到亞洲，中國開始感覺“被遏制”，“戰略機遇期”已然結束。
在國際經濟層面，美歐相繼發生的債務危機，使得西方發達國家不能繼續容忍以中國高貿易順差為特征的全球經濟失衡，中國在匯率政策和市場開放方面，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外貿條件惡化，經濟結構面臨轉型和升級。
從國內經濟層面分析，由於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各種資源要素的價格上漲，中國開始告別“廉價時代”，成本優勢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明顯，製造產業出現外遷，加大了對外貿易面臨的困難。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齡化的進程，中國過去的高儲蓄率和高積累率正在發生變化，國家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局面。
從政治上看，由於未能及時進行變革，歷史積累的體制問題如公共權力制約薄弱、執法不嚴等問題，在經濟擴張過程中被不斷放大，造成了腐敗的蔓延和再分配過程的不公。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時，整個社會因為分配不公陷入分裂，改革和政治上的共識越來越少，繼續改革和開放的阻力加大。在崛起的客觀條件發生改變的同時，曾經起到積極作用的主觀因素也已發生了較大變化，繼續崛起變得日益困難。
中國的崛起並非給定，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期間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中國當前遇到的困難，既與國內外客觀條件的改變密切相關，也與自身主觀因素未能調整到位有很大關係。過去三十年巨龍騰飛的有力主觀支持，來自於鄧小平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與和平外交政策；目前出現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和開放陷入了停滯，而這種停滯，和各種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和阻撓，有很大關係。
以人口政策為例，在老齡化不斷加速、“人口紅利”減少的情況下，政府未能適時修改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實屬憾事。同時，國家在增加居民消費能力、改善民生以及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新等方面也進展不大，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長此下去，支撐中國崛起的物質經濟基礎將日漸薄弱，各種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中國不僅難以趕上先進國家，反而可能被後進國家趕超。中國到了再一次呼喚強力政策變革的十字路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