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0日電／新華網編譯日本《外交學者》雜誌網站文章，題：公海上的文明衝突（作者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戰略學副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
根據各方推測，中國經濟遲早會超越美國。中國擁有不同的價值體系、世界觀和政治制度，代表不同的文明，美國應該如何保持和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我要指出：我們下結論說“中國人”只有單一的世界觀或思想體系時要格外小心。聽到別人說“中國人”這樣想或“中國人”那樣想時，我會感到有點抓狂。中國的戰略智庫也常陷入激烈辯論。許多人大聲呼籲對幾乎一切問題進行政策關注。我一直對中國討論戰略問題的質量印象深刻。
我想現在提出的這個問題是說，美國應該如何以平衡為基礎應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大國。從海上看，歷史的指導信號很混亂。我們常常看到100年前，那時美國、德國、日本在英國監督的全球體系中崛起為海上強國，英國是當時的海上霸主。
我給我們領導層的建議是，不要太在意文化差異。我的老師邁克爾.漢德爾懷疑，國際競爭中是否存在“東方”或“西方”模式。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存在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戰略邏輯。文化差異是重要的，但通常不起決定性作用。不同的社會關注點不同，但其政治和戰略道路沒有本質區別。
暫且先放下理論。如果我們追溯到一個世紀前，我們發現國家利益、地理距離與文化同等重要。相同的文明之間不一定會和諧，而不同的文明之間也不一定會開戰。德國和英國是相距不遠的兩個西方海上強國，它們開戰了。而英國和日本這兩個相距遙遠、文化不同的國家也最終開戰。只有美國和英國在那個海上實力劇變的時代沒有開戰。
然而，我們也許會問，如果沒有德國公海艦隊威脅英倫三島，美國和英國的權力轉移是否能和平進行。我不知道如果英國沒有在家門口受到威脅，英國是否會把在新大陸的利益拱手讓給美國，甚至接受“門羅主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正在扮演100年前英國的角色，而中國正在扮演當時美國的角色。只有一點是不同的：今天的美國有能力在東亞這樣的遙遠區域集中投入關注力和資源。最後結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因此，我對華盛頓的最好忠告是，不要屈服於文化決定論。文化在戰略方針中只是一個因素，也是很少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