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五大時,政治改革就曾被預期,但討論還是相當禁忌。十六大時政治改革就成為社會期待,中國第三代此時提出“三個代表”,對執政黨的理念、結構適度調整,以響應這種期待,一個高度封閉、強調理念的政黨對全民開放也應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改革方向,但步伐太小且缺乏配套改革,最後僅引發黨內外一些爭論後並未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
儘管“三個代表”入憲,但到第四代很快提出自己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從理念本身並沒有錯,通過科學發展以糾正第二代、第三代改革與發展的失誤與過失。但科學發展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體制保障。這樣,從第二代、第三代一直迂回回避的政治改革提到胡溫的台面。胡溫從一開始卻是“江規胡隨”,實際推行政策是只顧發展,哪管得上、管得了科學發展?對待民眾的利益訴求及矛盾的辦法是“維穩”,這導致過去十年成為相當多不良官員政治狂歡的盛宴,而社會矛盾持續全面尖銳化、台面化!其標誌性注解是中國國內維穩經費超越軍費!
胡溫的最終成就在社會層面:全面取消農業稅、提高城市最低工資、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建立了新農合、新家保等低水平、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險體系以及廢止已存在20餘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等等。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胡溫10年,中國從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躍居為第二,外匯儲備從2870億美元上升到3.3萬億美元,但這還應歸功始於鄧,成於江的經濟改革成果。
筆者最為看好、最為期待的信息公開、財政公開,胡溫政府僅開了個頭,“三公”經費更多的只是象徵意義,力度與進展並沒有人們期待的那麼大。伴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批評政府、領導人最終被認可與接受。胡溫也適度放開媒體緩解了社會怨氣,並借此對地方違法亂紀官員施壓。與此同時,政治改革呼聲從民間到體制內,從執政黨高層再到黨的喉舌此起彼伏——政治改革已確定成為中國全社會共識!
發展方向被既得利益綁架
面對政改呼聲,第四代政治理論創新是繼科學發展觀之後,提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理論,但與第三代“三個代表”理論一樣並沒有解決中國現實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不協調,權力與權利的相衝突。相反,過去十年,群體性事件高發,房價物價高漲,官場更加腐敗、社會分配更加不公以及國企壟斷加劇、民營經濟生存艱難,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惡性報復社會事件頻發,治安惡化,民眾對食品、藥品安全、公共安全的擔憂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