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完善的區域和雙邊機制來應對這種戰略互疑所造成的局面是政策通過個人關係來管理、無休無止的形式主義對話和臨時性的危機對策。雖然奧巴馬政府在構建正式的對話渠道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並不清楚通過這些渠道能建立多少實際信任與達成多少合作。
如何應對基於政治價值觀念和制度的戰略互疑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而奧巴馬政府迄今為止對此基本保持沉默。聽到政府關於這些問題的首席智囊承認美中兩國世界觀截然不同所帶來的挑戰是有益的，但令人擔憂的是，迄今為止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似乎太少了。
不管怎樣，接替坎貝爾的人不大可能像他一樣熱衷於“大思想”戰略和不屈不撓地致力於按照他的設計來塑造美國在亞洲的勢力。然而，政府中需要有一個人思考一些具有奠基意義的想法：與中國建立戰略信任的基礎是什麼，以及我們在這方面應當對中國有何期望。
若不認真了解我們自身在遷就中國的價值觀念和雄心抱負方面的限度，戰略再平衡就會繼續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均勢。這不僅對美中關係來說是危險的，而且會使我們在該地區的朋友和盟國無法有絲毫信心來做出他們自己的戰略權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