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的貶值將很可能持續較長的時間，在黑田東彥成為日本央行行長後，這一可能性則變得更大。此前，黑田東彥則擔任日本財務省重要官員，並負責有關日元的政策，黑田上台後，日本央行與財務省的合作將更加“親密無間”，這也可能導致日元的貶值時間更長、幅度更大。此外，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黑田在市場上也擁有良好的信譽，這一點也不容忽視。
當然，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其負面政策，日元貶值政策也是一樣。日元如果過度貶值，會對日本進口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熱衷套利交易的日本主婦們，也可能會將更多的日元換成高息貨幣，造成資本外流，這可能引爆日本的債務問題。
在理清目前的國際金融形勢的基礎上，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也顯得更有意義，首先，日元的貶值可能造成亞洲主要央行的跟隨效應，主動推貶貨幣並導致“貨幣戰爭”的後果，對於人民幣來說，“有形之手”的干預可能造成人民幣的弱勢；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全球量化寬鬆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相對表現較好，人民幣收益率較高，則導致中國很可能面臨資本流入的壓力，從而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總體來看，人民幣仍將在2013年面臨相對明顯的升值壓力，央行則可能選擇對匯率進行干預，但需要指出的是，央行的過度干預可能造成人民幣流動性的泛濫，從而造成通脹和資產泡沫壓力。
從更加宏觀的政策角度來看，人民幣匯率政策則需要仔細的考量，其不僅涉及外貿政策，也涉及到整體宏觀以及金融改革政策。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被認為是關於匯率政策較為可信的假設，在這一假設下，一國的經濟被分為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如果貿易部門的生產效率提高，那麼會帶來相關行業工資的上升，而由於整體社會的工資水平傾向於平均，貿易部門的工資上升，可能帶來以服務業為代表的非貿易部門工資的上升，而與此同時，非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卻沒有提高。這樣的一個過程，導致了一國國內通脹水平的上升，通脹的上升則最終導致了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為了應對通脹壓力，一國的匯率也因此存在著升值的壓力。
這可能也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困境之一，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由於中國勞動力充足，貿易部門的工資因此受到了抑制，因此中國匯率上升的壓力並不十分明顯，但伴隨著勞動人口開始減少，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矛盾開始上升，人民幣開始明顯處於升值壓力之下。
遵循這樣的邏輯來考慮人民幣匯率問題，得出的結論則較為明確，首先，中國需要考慮限制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來減輕資本流入的壓力，並為國內金融改革留出足夠的時間。另一方面，中國也必須加快以利率市場化為核心的國內金融市場化改革，這一改革的目的在於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並通過清除體制性障礙，降低國內過高的資金成本，以減少資本流入的壓力。當然，匯率政策也需要宏觀政策的配合，比如說中國應該逐步摒棄過度注重外資和外貿的政策取向，比如說對外資投資採取更加中立的態度，同時應該鼓勵進口，並逐步消除對出口的扶持性政策，從而降低貿易順差流入對匯率的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