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在戰略競爭時的相互調適過程中，曾經提出了多種方案。其中之一是幾年前美國戰略學者提出的G2概念，由中美兩國共治世界。澳大利亞戰略學者則提出由四個或八個大國組成的大國聯盟，維持國際秩序。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以不衝突、不對抗及合作共贏的方式，與美國共存共榮。這顯示，中國還沒有扮演老大的能力與意願，也不願意與美國短兵相接。儘管如此，中美關係還是會在經濟與戰略的競爭中，浮現出這個與那個的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繼續上升，北京最終也難免會重新審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遊戲規則。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不僅是攸關這兩個國家的利益，也對亞太區周邊國家，有重大的影響。在後冷戰的多極化時代，不論是中美兩國共治世界或是大國聯盟，都不符合現實的需要。亞太區是中美利益交織最密集的地區，也是兩國戰略競爭的角逐場，因此在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東盟既應該也能夠發揮一定的角色。東盟在過去多年來，通過多個平台及機制，將所有利益相關國聚集一堂，進行協商，管控歧見，並確保大國遵守國際規則。東盟雖然只是一個區域組織，但由於它位處經濟蓬勃發展的亞太區，加上其多年來在大國關係上堅守中立立場，逐漸發展成為大國間的緩衝。
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對此曾作出形象的比喻。他說，當巴士乘客要選擇駕駛員時，日本或許會同意美國當駕駛員，但中國絕不同意。中國與印度也絕不同意讓對方當駕駛員。但如果是由東盟充當駕駛員，美國、中國、日本與印度都不會有意見。崔天凱在當中國駐美大使前，以中國副外長的身份在香港亞洲學會表示，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之成敗取決於亞太，而中國尊重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駕駛員作用。在後冷戰時代，小國通過參與各種區域組織與軍事合作，拓展本身的生存空間。在安全問題方面，不再是大國說了就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