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1日電／自從2010年以來，地方債就成了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國家審計署的統計已經超過12萬億，IMF則認為中國的公共債務總量已經超過了G D P的50%。因應這一問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與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組織發起了城市化與地方債務風險專項研究。
南方都市報報道，作為專項研究的第一期成果，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王永欽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及345家城投債進行了理論與實證研究，探究地方融資平台的效率、風險與最適透明度。他們的研究報告表明，融資平台實際上是受到流動性約束的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進行的金融創新。記者就此報告專訪了王永欽教授。
地方融資平台是城市化深化的結果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這個報告中你提出城市化實際上也是一個金融問題，是否可以這樣講，1998年之後房改，到近年來地方融資平台貸的興起，其實是中國城市化深化的一個結果？
王永欽：確實可以這麼講，1994年朱鎔基主導的分稅制改革後，原來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歸到中央去了，同時地方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大量私有化，這又減少了一大塊收入。中央政府也不對地方政府給予補貼。但地方政府又同時承擔很多職能，比如下崗職工的安置、基礎設施建設等，這就使得地方政府財政缺口日益嚴重。所以從大的利益格局的視角來看，地方債問題的確是從這一時期就開始了。如果從融資角度看地方政府的債務和城市化問題非常有意思，這正好可以形成一個邏輯鏈。正好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又實行房改，房改給地方政府提供了融資手段，使土地價格上漲。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土地資源，首先可以賣土地，其次可以用土地作抵押品，去銀行借錢。信托公司又可以將地方政府在銀行的土地抵押貸款證券化，再賣給投資者。所以地方政府其實融資手段突然多了很多，如果說在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在進行金融創新，而在中國實際是地方政府、銀行、信托公司等在搞金融創新。所以完全可以從金融的角度理解中國城市化曆程。
南都：現在清算中國地方債的總量，不管是12萬億還是多少，這是否就是中國城市化的成本？城市化的收益，特別是社會收益是否覆蓋了成本？
王永欽：地方債總量匡算只能視為融資成本，賬面的會計成本。而收益其實也是個很難說的問題。舉例來說，中國城市化程度10年前是30%多，現在超過50%了，這已經非常快了。而且要承認，過去10年內中國的GDP總量一躍成為世界第二，與這種城市化模式關係很大。印度城市化率很低，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沒有錢，也沒有土地，沒有財力搞基礎設施。還有拉丁美洲，巴西這種人均G DP比中國高很多的國家，基礎設施也普遍很落後。所以要理性客觀地看中國的融資制度安排。我曾與墨西哥前總統在耶魯大學談過一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指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他說他們寧願像中國這樣。所以客觀地講，我們的城市化成就也很大，儘管也存在很多扭曲。
中國財政問題和金融問題連在一起
南都：目前12萬億發展性的融資成本，地方政府能否擔負，應該怎麼來處理？未來的融資方式應該怎麼轉變？
王永欽：這必須要從動態的眼光來看。中國是地區差異很大的國家，必須考慮可持續的融資手段。所以債務的償付，地方政府要負擔責任，如果地方政府資金虧空，中央政府應該承擔一些。債務存量問題解決後，要從解決流量問題開始，形成新的制度、遊戲規則，統一遊戲規則。中國的財政問題和金融問題是連在一起的，地方政府財政其實是金融問題。中國現在有兩大迫切問題，一個是金融發展問題，一個是地方政府的財政問題，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二者過去是通過類似美國影子銀行的做法來進行的，以後需要逐步透明化，通過利率市場化，通過引入地方債券的方法來使影子銀行浮出水面，消除係統性風險的隱患。
南都：從債務情況來看，有些是用於比較城市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方向正確，未來能夠收回投資，有些則可能無法收回，目前這種捆綁打包處理的方式是否合理？
王永欽：金融市場裡，這是一對矛盾，流動性和風險。增強流動性，必須保持低的透明度，高透明度的話，一旦信息稍多，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對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不能把這些債務打包，他們也不會選擇這種融資方式。很多的資產形成一個pool。只要市場對中國經濟有一個大致的良好印象，經濟就能維持下去，金融市場流動性也不會出問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個教訓就是證券化後，原來不透明的影子銀行出現逆向選擇和擠兌。原本不同的個人抵押貸款，打包在一起，證券化後再放到市場上賣，這樣經過證券化的資產就對信息不敏感了。但雷曼兄弟倒台之後，所有的資產都變得對信息敏感了，這就觸發了全面的金融危機。金融市場和任何市場一樣，都有好產品壞產品，好產品能把壞產品cover，整個市場就沒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