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經濟學家來說，解決方案顯而易見：削減信貸和投資，開放經濟，刺激內需。換言之，停止照顧大型國企和出口商，鼓勵中國民眾多花錢。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認為，工資貶值的速度超過了GDP增速的放慢，所以中國人也許會發現很難立即增加消費。更重要的是，過去10年中的大量投資信貸已讓企業、產業及部門得以坐大，它們將抵制任何改革。面對國內經濟強勢集團的反對——其中許多群體擁有良好的政治人脈、甚至與政界高層有關係，北京能否停止資金供應？
北京最大的一個優勢是它能夠持續和誠實地分析自己的經濟。事實上，北京的新領導層原本是可以作出這種判斷的。今年3月上任的李克強總理所闡述的改革包括實現重要經濟部門的市場化，減少政府角色，並採取促進國內消費的刺激措施。問題是這些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在反對聲浪上升的情況下——這樣的反對聲浪肯定會上升，這些改革能否得到執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難事——從意大利到印度莫不如此，改革常常意味著為了避免長痛而忍受短痛。多數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的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年裡都已放緩。在幾乎所有的案例中，原因都一樣。當他們的經濟欣欣向榮時，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回避艱難的決定。中國曾經是這條規律的例外。但如今，它面臨著自己所遇到過的最大考驗。考驗合格將表明中國獨特的威權資本主義品牌還能繼續存活。而如果考驗不合格，那麼中國將會淪為又一個其發展模式只能管用一時的新興市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