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1日電／香港《大公報》今日刊文《中共必須再次“進京趕考” 》，該文指出，習近平再提“進京趕考”，是為中共在當今能否成為合格的執政黨，出了一道嚴峻考題。只要中央帶頭嚴祛四風，群眾認真監督責無旁貸，有望使執政黨“再次趕考”獲得好分數。
文章摘編如下：
7月1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紀念館，鮮花鋪就的“新中國從這裡走來”八個大字分外引人矚目。他對縣鄉村幹部和群眾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筆者以為，習總書記再提“進京趕考”，是為中共在當今能否成為合格的執政黨，出了一道嚴峻考題。
迎接使命接受挑戰
“新中國從這裡走來”普普通通一句話，今天聽來格外震耳。因為中國執政黨的許多幹部黨員，已不記得這句話。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說“背叛”有些言過其實，那麼“背離”可謂恰如其分。因為確實有許多黨員乃至高官，已經忘記了過去。
曾記否，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發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史稱“兩個務必”號召，西柏坡成為中共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說“進京趕考”。可以說，中共從這裡走向新中國。
60餘年逝去，彈指一揮間。中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執政黨的“趕考”遠未結束，面臨“再次趕考”的嚴峻局面。習近平與西柏坡父老鄉親座談時，開門見山地說“圍繞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請大家有啥說啥。”
筆者以為，執政黨若不徹底祛除“四風”，就不可能拉近與百姓的距離，就會失去執政基礎。
習近平在西柏坡提了四問：“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兩個務必’，主要基於哪些考慮？我們學的還有沒有不深不透的？‘兩個務必’耳熟能詳，但在當前形勢下我們能不能深刻領會‘兩個務必’，使之更好指導當前黨的建設？今天如何結合新的形勢弘揚？”總書記的深沉思考，目的在於“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
筆者記得，當年黃炎培直問毛澤東：“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筆者也記得，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闡述了明末義軍首領腐化陷於失敗的歷史教訓。丞相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生活腐化、樂而忘憂，是李自成失敗的重要原因。
筆者以為，從黃炎培提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到郭沫若所寫“大轎門棍”、“玉帶藍袍”，都與習近平提出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意出一轍。“四風”不除，必蠹蝕執政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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