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日電／自十八大以來，習李體制雖開局不足一年，卻給外界展現了耳目一新的風格。這種風格的最大特點，便是“求變”。“求變”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執政黨主動回應政經變遷、大眾訴求的一次變革。變革的突出特征便是“習近平政治學”與“李克強經濟學”的相輔相成。
李克強自十八大以來，最鮮明的標簽便是“改革”。他先後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等經改思路，巴克萊資本將“李克強經濟學”歸納為三點，即“不刺激、去杠杆、調結構”。面對中國經濟增速新一輪放緩的態勢，李克強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不再以傳統的刺激政策推動經濟增長，而是提高了對經濟放緩的容忍度。
在人口紅利、後發優勢逐漸用盡的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走到了需要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時候，這個新動力源就是結構調整。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未來施政方向是全面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進一步放權，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內生性、高質量、可持續的增長。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均表示，目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
然而，方向正確後，能否順利推動下去卻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相比於10年或20年前，今天的經濟改革、經濟轉型面臨著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唯一的出路，便是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當年啟動改革時，就是經濟、社會、政治改革同時進行。三者之中，尤其政改，是重中之重。正如他在1986年所講的，“當前中國所有改革，其最終成敗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
換言之，“李克強經濟學”的成敗關鍵在於“習近平政治學”。“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行動，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整風運動，構成了“習近平政治學”的第一部分。腐敗問題、作風問題解決好了，可以為解決其他矛盾和改革難題創造條件。一方面，經濟轉型，政治上的穩定是一個關鍵。中國作為一個“超大社會”的轉型國家，不可能一夜之間發生變革，而要逐漸的進步。歷史上的“烏托邦工程”往往容易帶來社會的急劇變革，進而是社會的混亂與失序。簡言之，如果政治體制改革引起社會不穩定或者動亂，則成本太高，不僅政府體制改革不能完成，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也可能會被打斷。因此，一個重要方法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帶動政治體制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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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習近平把反腐整黨作為“習近平政治學”的開局和突破口，爭取民意的支持，推動改革。選擇在吏治和黨建上這樣“有感的改革”，可以獲取民心，凝聚民意，並把民意的支持，轉化成推動改革的助力。正如他最近講的，“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換句話說，今天的改革，已到政經難分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不可能深化。
同時，“習近平政治學”的成效又系於“李克強經濟學”的演進。比較政治研究表明，政治體制的改革要在經濟力量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才能推進，或者說，經濟發展是政府體制發展的動力。此外，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將有利於縮小貧富階層之間現存的巨大差距，有利於小康社會（或中產社會）的全面建成，這可以為政治體制改革創造理性溫和的社會環境。
外界普遍預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如此，“習近平政治學”與“李克強經濟學”將進一步顯示出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態勢，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不竭動力。
（來源：大公網，作者：張廣昭，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碩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