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方面，澳大利亞面臨嚴峻挑戰。該國似乎左右為難，因為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屬於亞洲，從歷史上看則是一個歐洲國家。陸克文和阿博特之間的差別最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前者會說漢語，後者則明顯喜歡“英語文化圈”（英語國家的群體）。然而，競選期間，阿博特批評陸克文的國際舞台野心太大，並且承諾，自己作為總理的首次出訪將會以亞洲國家的首都為目的地。
最引人注目的國際問題是對避難申請者的處理——來自阿富汗、伊朗、斯里蘭卡和其他國家的移民不斷乘坐漏水的小船出現在澳大利亞——然而，各主要政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已經縮小；兩黨都支持以嚴厲的方式處置這些移民，以阻止他們進入澳大利亞。
在全球權力向亞洲轉移的運動中，幾乎不存在對澳大利亞地位的爭論。過去幾年裡，位於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亞政府已成為一個戰略三角中的一角，另外兩個角是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儘管正在放緩），軍備開支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不斷擴張，有鑒於此，澳大利亞外交官熱衷於和中國搞好關係。然而，一個自由民主的中等規模國家要和一個威權制大國融洽相處，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三角關係中的美澳一邊更加穩健。在他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中，奧巴馬總統已經把澳大利亞放在了接近核心的位置，他決定通過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來輪換人員可達2500名的美國海軍陸戰隊(American Marines)。
不過，舊情義催生了高期望，無論誰獲勝，都可能會讓奧巴馬失望。
澳大利亞的軍事開支已經下滑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6%，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來的最低值，相比之下，美國的軍事開支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就在我們削減軍費的同一時刻，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越南在內的一些區域內其他國家正在擴張軍費。澳大利亞兩黨都承諾要提高軍事開支，但沒有說如何去做。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澳大利亞是唯一一個在美國介入的歷次主要衝突中都與美國並肩作戰的國家，其中包括了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然而，在未來插手周邊任何一場不可預期的衝突，也許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今年早些時候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只有38%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應該遵照美澳安全同盟協議行動，即使那意味著支持美國在亞洲採取軍事行動，比如說，在中日衝突中採取軍事行動。”這種強烈的矛盾情緒反映了一個現實，即我們主要的戰略夥伴美國，正在日益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對手。
澳大利亞面臨著艱難的經濟和安全選擇，然而，此次競選既沒有澄清這些選擇，也沒有彰顯澳大利亞的國際地位。也許只有大事件，而非選舉，才能把我們從麻木的狀態中驚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