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條件下，從過往的企業、政府包辦養老，轉為個人繳納養老金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體系後，剛開始積聚的低微養老金，卻要供給退休者們高額的養老金，有的地方入不敷出，就要中央財政補貼，這就是所謂“養老金虧空”的根源，再加上“老齡化”高峰的到來，退休者們要領錢時，卻是個人的“空賬戶”與急劇縮水的養老金來源，無錢可領，何老可養？還有城鎮化、戶籍藩籬下的流動人口，養老保障更是因為實踐層面地方政策的千差萬別而困難重重。
問題叢生下，才有了政府的醞釀改革、教授的建言獻計。從教授的“延遲退休”到政府的“以房養老”，都是從“擴大供給，減少需求”入手破題，但對於個體而言，這是對其自身利益的消損，前者是要被強迫多幹幾年，後者更是有悖於“但留方寸地，留於子孫耕”的傳統文化。當然，這些方案，是基於養老問題的專業性研究，有先例可循，比如，中國的退休年齡相比美國的65到67歲，是早了五年（就男性而言），以房養老更是在美國司空見慣。這背後蘊含了迭代率的複雜運算等不為一般人所知的知識。在科學面前，個體的利益估量難免有些理屈。
但在中國的養老問題上，還有被科學遮蓋的體制機制問題。很明顯的是城鄉二元體制下的養老差別，胡溫政府時養老保險得以覆蓋農村，可是每月幾十塊人民幣的養老金，比起城市退休職工至少上千塊的退休金，已有天壤之別；較為隱蔽的則是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同國有企業、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之間的養老金機制，前兩者是個人需要繳納，而後者則是個人不用自掏腰包，退休後錢照領，且數額遠高於那些體制外的企業職工。
不患寡而患不均，幾千年來中國歷史已經證明，反對不公，追求平等就是民眾的呼聲。養老問題上，民眾對政策的吐槽、不滿，更深層次的是基於不平等。解決養老難題，需要的是執政者在養老難題上科學、專業的應對，但比科學更重要的則是消除不公。公正的公共政策，是獲得公眾擁護的重要前提。那麼，從戶籍制度乃至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領域的改革都是不二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