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明,投資型經濟難以轉型,現階段的宏觀仍然要靠投資拉動,所謂依靠消費的提法有點自欺欺人。無論是分配制度,還是高房價,以及現有社會保障制度,都讓工薪階層無法放心消費,更無法保持消費有較高速度增長。當然,值得欣慰的是,投資結構似乎有了些許改善,信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投資增長較快,這也有利於長遠經濟發展。
但無法避免的是,地方政府在投資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前三季度基礎設施投資48403億元,同比增長25.1%。無法擺脫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經濟必須服從政治。結構調整是去杠杆、去產能過程,其直接結果就是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經濟放緩,是改革調整的必然代價,但政府顯然不想忍受更高的代價,因為對經濟增速的追求要服從政治大局。年中政府提出的宏觀調控“上下限”思路,就是想在結構調整與“穩增長”間找平衡,實際透露出的政策信號是,“調結構”要在“穩增長”基礎上進行,增長是第一位的。正是這樣的信號刺激了投資增速,各地躍躍欲試的投資計劃,就是利用了中央政府對“穩增長”的底線心態,再次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並利用推升地價來獲取用於投資的資金。
這樣的結果顯而易見,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通貨膨脹壓力提升,消費刺激不動,經濟轉型仍停留在口號中。當然,新一屆政府對轉型認識是深刻的,也有決心,但宏觀政策無法擺脫現實制約,更要求政治正確,保證經濟增速達到7.2%,就是政治要求,這與十八大確定的經濟翻番目標聯繫密切。
調結構與穩增長,考驗政府平衡力
如果四季度經濟能夠繼續溫和復甦,超額完成全年經濟指標沒有問題,這給政府主動加快結構調整創造了條件,而客觀情況是,房價再度攀升,通脹壓力抬頭,商業銀行也開始對房地產信貸持謹慎態度,這都要求政府為投資降溫,否則會積累更大矛盾,積聚更多風險。
如果要加快結構調整,就要減少政府投資,經濟增速就要下降,這考驗政府平衡能力。一個最可能的選擇是,適當調低明年經濟增速,給改革和調整暫時讓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