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和人民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在2011年聯合進行的中國17省調研結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從400萬個農村居民手中徵地；自2005年以來，強制性的國家徵地規模每年都穩步增長，受調查的村莊中，有43%在過去10年都遇到過這種強制徵地；農民收到的徵地補貼的平均值是每英畝1萬7850美元，而開發商的複售價格平均值是每英畝74萬美元。徵地補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員權利尋租的原動力。
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中國的年均大規模群體事件有18萬起，其中與土地相關的糾紛占比為65%（類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遷補貼不公，以及暴力拆遷等）。由於房地產市場成為地方官員追求政績和權力尋租的重要工具，未來的群體事件會更加頻繁。腐敗確確實實成了動搖政權根基的導火索。難怪布魯斯基金會在今年年初給奧巴馬總統的外交政策建議簡報《大賭注與黑天鵝》中，敦促聯邦政府在任期內為中國可能爆發的巨大社會動蕩做好準備。
財產權制度的健全是反腐的根本。根本不變革，打老虎一只，還有萬萬千。有了貪官滋生的土壤，貪官便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反腐不需要你死我活，火中取栗的殘酷政治博弈，只要釜底抽薪即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健全的財產權制度會讓再厲害的貪官也求財無門。當時商鞅變法便是從財產權制度著手，廢井田開阡陌，為秦國建立廉潔吏治和國力雄起墊下了結實的基礎。只是改革也會有艱難險阻，當時秦國的奴隸主就瘋狂地對商鞅變法進行了反撲，而且動用了“維護祖制”的神聖旗號。今天的中國要想在這方面改革，也肯定要經一番風雨，但這才是重新鍛造吏治的一勞永逸之根本大法。公有制需要官員都如坐懷不亂的柳下惠般精誠奉公，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吏員，有這樣崇高卓絕、整齊劃一的道德水準。蘇聯的一眾官吏居於公有制的糧倉裡飽食如碩鼠，最終導致了蘇聯的敗亡。
公有制這種線條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制，使得中國錯失了打造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法治為保障的先進財產權制度的良機，也為“本該作公僕，結果成碩鼠”的佞臣，提供了權力尋租的無限可能。打造強大的中央集權，關鍵不在於公有制，而在於強大的財富再分配能力，這是沒有多少土地和央企的美國聯邦政府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比如，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則國家可以對每次土地交易徵收不低的交易稅。國家無須為公有制偏執，關鍵是要對資產流通、資產增值的過程中，享有財富再分配的主導權。
著名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指出，健全財產權制度的關鍵，在於財產權維護和合同法的執行效率，一旦執行得好，腐敗作為一種隱性稅收就會越來越低，私營部門的盈利能力會越來越好，人才資源就會向私營部門優化配置。反腐要一勞永逸，當從所有制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