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認為，此次試點改革的另外意義之一是“為剝離地方融資平台承擔的政府融資職能提供支持”。
地方融資平台是1994年分稅制以及地方事權與財權長期不匹配的產物。雖然地方融資平台緩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資緊張的局面，但卻助長了地方政府盲目舉債的風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隨著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數量和融資規模的飛速發展，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負債規模也在急劇膨脹，加重了中國地方債務危機。國家審計署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9萬億元，其中，融資平台公司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4.08萬億元，占總額的37%。近兩年，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正逐步進入還債高峰期，約37.5%的貸款在2013年至2015年內到期。目前集中還款風險迫在眉睫。此次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行債券，也是還債壓力所迫。
剝離地方融資平台已經被列入地方債務改革的清單。中國國務院在不久前批轉的《發展改革委關於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意見》中，已經提出這一政策目標。
邵宇說：“核心是用長久期低成本公開化的融資方式，替代短久期高成本暗箱的影子銀行融資，緩解地方政府資產和負債的不匹配情況和流動性風險。”
但形勢並不輕鬆，人們仍擔憂一不小心中國仍會掉下債務懸崖。海通證券最新一份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經營性和投資性淨現金流為負，且每年需額外舉債覆蓋利息等支出。地方政府若不出售資產和壓縮投資，四年後地方政府債務率將達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標準。
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轉軌時期地方政府過於龐大的事權與有限的財權之間的矛盾是形成地方債務風險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只賦予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權力，但不徹底改變地方財權與事權之間的矛盾，根本問題仍難以解決。
目前，地方政府舉債的破產機制、追責機制以及地方債務評級制度等仍未建立起來。邵宇說：“這些機制的建立是必須的。”
更關鍵的是，在中國，仍然沒有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強烈的投資衝動。經濟學家們用一個更專業名詞形容這種尷尬狀況——預算軟約束——政府支配財政資源的行為缺少硬性的制約，結果導致政府官員無所顧忌地胡亂花錢。
邵宇認為，如果不解決地方政府強烈的投資衝動以及投資約束不足之間的矛盾，賦予地方自主發債更加危險。他說：“在新一輪城市化的基礎設施投資中，應全力啟動PPP（公私合作關係）機制，外包城市化的職能給市場化主體和民間資本來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