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的審判結果為什麼往往與社會公衆的期待存在較大差異？這是因司法行為和公衆期待各自的特點所致。法律條文是“刻板”的，講的都是“大原則”，綫條較粗，而且在一定時期內要保持穩定、不宜隨意變動；而公衆期待是“感性”的、“變動”的。換言之，以案件審判為主要表征的“司法”和以社會輿情為表現形式的“公衆期待”分屬兩個不同的“場”。兩“場”的交集越多，爭議越少，交集越少，爭議越大。
兩個“場”的爭議可以持續存在，但應控制在法律和理性框架下，需要用“時間”換“空間”。社會的“共贏”其實就是通過“爭議”實現交集越來越多。通過“爭議”促進當局改革制度、改進管理、緩解社會矛盾。吳英案的兩年緩刑，表面上是給當事人留了一個活命的機會，實際上是給予公衆一個思考空間和接受法制教育的時間，給予了政府規劃金融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時間。可以說，這是一個全社會的“共贏”結局，也正是司法追求的最高目標。
當然，也需要看到，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司法實踐時間並不長，公民知法、識法、尊法、守法意識還很不強，未來或許還會有“李英案”、“劉英案”，各種爭議還會不斷，但要實現全社會法制化的“共贏”，依法審判，理性抗爭就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