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查處的腐敗分子看，有的是“帶病提拔”，有的是“邊腐邊升”……均屬用人之失。盡管這些腐敗分子的被任用，與選用幹部的標准不高、把關不嚴有一定關系。但更多的還是因為選任制度和監督制度存在重大漏洞。中國目前的選任制度，雖然也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但由於依然採用“伯樂相馬”的方式，所以其實質還是“以人選人、少數人選人”。這就造成了隱形的人身依附關系。因此，迫切需要把“伯樂相馬”變為“規則選馬”加“規則賽馬”。除此之外，還要認真地清理那些只能嚇唬人的“紙老虎”“稻草人”法規制度。作為執政黨，中共以往並非沒有制度，關於如何處理官商關系、領導幹部家屬從業、領導人用車住房出國等等，都規定得十分明確。但關鍵的問題，是法規執行得極不嚴格、十分無力。而不嚴、無力的關鍵環節是某些領導人本身的帶頭破壞。周永康從國土部調任四川時，就公開違反中央規定，私自帶秘書前往，而且一帶就是兩個。某省一位提前退休的省委書記告訴我，他之所以有此遭際，原因就是他曾堅決反對自己的前任上調中央時帶秘書帶司機。此事我後來做了核實，確如他所說。
除了人事制度的漏洞之外，貪腐之人能進行巨額的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及用公款大肆揮霍，中國財務制度中資金支出支配上的漏洞之多、之大、“人治”色彩之濃厚，也是同樣驚人的。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問題詳加評述，但應該指出的是，國家財政資金的支出與使用，必須打掉“神秘化”和財稅機構的部門化傾向，絕不能再出現一位省長或部長被財政部一個處長訓斥得流淚的場面；絕不允許財政官員在酒席上拍胸允諾只要對方連喝十碗酒就撥款幾百萬的荒唐事再發生。預算透明、稅務民主、財務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試金石，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標志之一！要知道，帳房先生當道，則家業不興、國脈不通，千古一理。
有了上述的社會認知和輿論，也就預示著，在中國實現制度化的反腐，特別是在人事制度和財務制度上的改革條件已經大體成熟。一場從抓大大小小的貪官到制度化反腐的歷史性轉折，正在悄然而至。日前在習近平主持的一次中共最高領導層會議上，專門討論了中央所屬企業負責人的薪酬和待遇問題。這次會議，是在制度反腐上邁出的嶄新一步。它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央決心要從制度上切斷既得利益集團以國家名義壟斷國家資源、侵吞國家財富、揮霍國有資金的管道與途徑。在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縮小貪腐行為的活動空間。由此，人們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從堵住人事與財務兩大漏洞出發，建立明確有效全面的反腐敗機制，應該會成為會議的亮點。
社會之病、人心之疾 亟需治療
除了反腐敗以外，中國公衆對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另一個重大期待應是環境治理。這裡所說的環境治理包括生存環境、生活環境和社會病征三大類的治理。
中國的生存環境當然要首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交互影響。盡管許多地方官員極不願意承認，但中國人所生活的自然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差，這是令人無奈和惱怒的不爭事實。北京市政府不久前發布的《健康白皮書》中顯示，2012年（注意：這是兩年前的統計數字）北京市惡性腫瘤新發病例為40307人，突破4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就有110人被確診為癌症！這個數字幾乎是10年前的一倍，當時是每天60人。同時，肺癌患者已躍居第一位；而肺癌的背後，則是北京數年當中“勇”奪全國空氣污染之冠。能與北京惡劣的自然環境相“媲美”，幾乎成為犄角之勢的則是深圳。從2000年至2012年，這座具有中國改革開放標志稱號的城市用了近350億人民幣的巨額財力去治理被污染的河流。但今天嚴峻的現實卻是，涵蓋全深圳85%的河流在最新的評級中均被評為“劣五類標准”，屬於等級中的“極差”。更讓人不安的是，諸如北京、深圳這樣的實例，在全國絕非少數。在消費文化盛行的中國，每年製造的垃圾達到驚人2.5億噸，而垃圾分類以及無害化處理卻微乎其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