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對於今天之中國來說，最缺乏的不是法治的基本“硬件”，而是“軟件”環境——長期受到外界和民衆詬病的“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現象依然廣泛存在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尤其是“權大於法”現象竟成為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員操作的“合理”規則；部門規章、地方政策和內部文件淩駕於法律甚至憲法之上的情況還屢見不鮮；“執行難”成了司法運行中的“腸梗阻”，讓更多依法維權的民衆望而退卻，讓法律逐漸失去應有的威嚴而淪為擺設。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法治文明程度，不僅在於法律體系是否形成並完善，不僅在於公民對法律的認知程度、遵法守法程度，更在於政府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的“依法”程度。法治社會的核心或者龍頭是法治政府，沒有法治的政府就不能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就很難制約權力、遏制權力幹預和影響執法的非法行為。
無論從中國邁向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偉大複興這一宏大目標上說，還是從中共要提升執政能力、實現長治久安的願景上來看，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都不應是最終目標，而是最起碼的條件和底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