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認為，私營部門的巨大成功來源於它的非凡效率，也來源於國家逐漸放寬管制。政府並未讓企業家輕鬆享有這一切。有限責任——它讓所有者在公司倒閉時免於破產——的概念直到1994年才被寫入中國的法律，2006年起才適用於較小的企業。盡管有諸如此類的種種障礙，私營企業的績效始終優於國有企業。2012年，私營工業企業的資產收益率實現13.2%，而國有企業僅達到4.9%。
正是由於這種差別，雖然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日益收縮，對其進行改革以提高其效率非常重要。它們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經濟的累贅。連國家控制下的金融系統都開始認識到這一點。2012年，略高於一半的企業貸款給了私營公司，同20年前的幾近於零形成鮮明對比。
拉迪的評判引起爭議。近年來至少有另外三本書和大量學術論文探討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讓政府確實推動了經濟發展的看法顯得十分可信。對拉迪的一種反駁意見是，國家通過其強大的監管機構和吸收企業家成為中共黨員仍掌控著大局。例如，中國私營部門技術企業巨頭的迅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政府制訂了讓外國公司處境艱難的規章制度，而且歸根結底它們要在中共劃定的限制範圍內運營。但問題不在於中國政府是否把持著大權——那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政府是否造就了某種新型的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深入的研究發現，它的最大貢獻是為私營公司按自己的意願做事創造了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