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實踐中非法集資罪的死刑也難免被地方政府或某些官員所利用，以推脫監管責任、平息受害者情緒“借來一用”。再者，在中國銀行業被幾家國有銀行高度行政壟斷的情況下，民營經濟融資極為困難，而百姓手中的錢存入銀行利息過低、又缺乏其他可靠的投資途徑的情況下，對民間集資行為仍動用死刑，就更顯得既極不公平，又不利於經濟發展——這也再次證明，僅靠嚴刑峻罰遏制犯罪有失偏頗。
與之相比，同屬經濟犯罪從而本也應廢除官員腐敗犯罪的死刑，雖然由於民衆對於腐敗泛濫的憎惡而仍被保留，然而實踐中，盡管官員貪腐數額不斷刷新紀錄，但被執行死刑者卻幾乎已經絕跡。可以說，事實上貪腐犯罪的死刑已被廢棄。這也顯然說明，在法治落後的情況下，權勢者總是更強勢的；即便保留死刑，權勢者犯罪也更有可能免死。
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不乏死刑的支持者。但像中國這樣，在死刑適用範圍和數量都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人們又如此強烈地反對減少死刑，就不能不讓人深思。對此，人們一般將其歸咎於中國社會觀念的文明程度不高。這當然不無道理，但又略顯空泛。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人們之所以反對減少死刑，是因為死刑確實也有其“合理性”，在中國樸素的善惡觀念中，死刑被認為是對嚴重犯罪者應得的報應，是給受害者應有的撫慰和公道；他們認為死刑也的確是嚇阻潛在犯罪者、維護法律的利器，並可以一次性而又永久地將犯罪者隔絕於社會，成本低效率高等。
還必須看到，人們對刑罰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社會形勢決定。當社會上違法現象盛行，法律得不到有效實施的情況下，例如官員濫權貪腐、社會治安、食品安全以及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人們自然會強烈要求嚴刑峻罰，包括更多適用死刑。由此而言，所謂的亂世用重典，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簡言之，一個國家法治程度，其實對刑罰的人道程度影響極大；法治落實地越好，刑罰往往才可能越人道，減少死刑也才會有更充分的民意基礎。
此外，中國死刑的替代刑罰還存在嚴重不足。在中國現有刑罰中，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罰與死刑的落差較大。現行刑罰中，有期徒刑15年，數罪並罰才20年，而無期徒刑也往往是執行兩年後減為20年，都不足以懲罰、震懾嚴重的惡性犯罪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減少死刑自然會令民衆擔憂。
同時，中國刑罰執行的公正性、嚴格性和透明性仍存在著不小的問題。例如，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環節，“貓膩”現象並不少見。尤其是權勢者更容易鑽上述法律空子而逃脫應受到的法律懲罰；另據媒體披露，高官罪犯比普通人犯罪的監獄條件，也要好得多。從而，人們擔心減少死刑後，罪犯受不到應有的懲罰，就再正常不過，也完全可以理解。這一問題在政府公信力匱乏的大環境下，又被無限放大。即便近些年中國刑罰執行的法治程度或許有所提高，但同樣是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況下，要想有效打消大衆的疑慮也仍極為困難。
總之，事實上，政府的法治水平和公信力，才是決定真實的主流民意對待刑罰包括死刑的關鍵因素。而真實的主流民意，無論在是民主制還是非民主國家，對於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影響，都極為關鍵的。人們通常會認為，只有民主制國家，法律才能體現民意。但事實卻並非總是如此。只不過在非民主體制下，民意對執政者的壓力缺乏直接性、制度性，因而執政者為應對民意的方式存在著複雜的多樣性。非民主體制下，也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執政者恰恰是因為民主合法性不足，因而可能會在與維系統治不相衝突的前提下，而有意地迎合或利用民意。
由上可見，減少乃至完全廢除死刑雖是世界大勢所在，中國則更有必要。但就中國而言，要順利做到這一點，需要的不僅是社會大衆文明和法治觀念的提升，而且更有賴於政府法治水平和公信力的不斷提高。而這，顯然是一個更為複雜、宏大的課題。 |
